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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以来提出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的精神，贯彻新中国政治建设中的一位卓越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他以平等姿态出现在人民中间的形象，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起到深远影响。
创作自由
建国以后，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中国人民，特别是和知识分子、作家陌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自由才逐渐回到人间，完全回来也得有一个过程。中国缺乏文化巨匠，是与环境不足所致。建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法律之外的框子、辫子、根子、帽子、棍子这“五子”所围绕，横遭打击、诬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家们被弄得家破人亡。
不可讳言，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有时也从人民的功利出发，让作家们写些配合形势的作品，但更多的时候，他主张给作家以创作自由。革命的胜利，为作家创作自由提供了社会条件。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人民获得了国家权力，运用国家权力来保障自己的各项自由。国家权力不应该成为自由的任何障碍。周恩来说：“因为你是胜利了的中国，能自由发展嘛!”不能因为有了胜利，人民自由反而少了。艺术是一种发挥个体灵感的活动，限制自由，只能扼杀创作。“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不能由别人来裁定。
正因为作家有这种权利，所以作家可以在古今中外选自己喜欢和熟悉的题材。周恩来说：“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周恩来认为，古代也有人民性的东西，就是封建制度，也要分析。“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
回击各种“左”的批判，呼吁给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民主权利和创作自由。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已开了横加干涉创作自由，扣政治帽子的先例。周恩来为了减轻导演孙瑜和演员赵丹的压力，在北京作了检讨，在上海一万多人的干部大会上也说自己“应负一部分责任”。他不愿意这类事在今后再发生。结果，事情远未那么简单，后来批俞平伯、批胡风，来自最高层的意志使文化艺术界无法安宁。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以后，这种“左”的批判到处横行。
1961年6月，周恩来利用当时难得的一段党内政治生活较宽松的时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对前段文艺工作“左”的做法给以回击。他开头就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
1962年3月，周恩来又发表了《论知识分子问题》，力图纠正在这一问题上“左”的政策，使知识分子欢欣鼓舞。但是乍暖还寒，随着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号召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随着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左”的文艺政策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厄运全面降临在文艺工作者的头上。尽管他竭尽全力去保护那些文艺工作者，但也回天乏力。
人们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个镜头，1975年8月24日，沉疴缠身的周恩来在北海边漫步，沉痛地告诉别人，“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这不仅仅是对亡友的哀悼与思念，不仅仅是为未尽到保护责任而自责和内疚，恐怕他还要想到艺术家们的生命的自由！
当一个社会连人的生命都不值钱的时候，其他自由更是奢望。
反对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指国家领导机关腐败、蜕化、专横、狂妄、低效、无知等政治综合症。这是领导机关肌体内危害健康机制的一大顽症。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讲到刚成立的公社就触及到了如何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一具有深远和重大意义的社会课题。巴黎公社为此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官员的普选，一是官员的低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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