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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止个人崇拜，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讲了哲学思想方法，说，“人总是有缺点的”。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中，周恩来又从思想方法上重复这些观点。“天下没有完人。”“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又说，“人总是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凭这个哲学判断你去推论吧!世界上什么样的大人物也是人，也必须有错误，有缺点，这是正常的，反之才是不正常的。这种全称绝对性的判断多么有力量啊!没排除任何一个人，没有“除了毛主席这个天才之外”这样的话。
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谈到典型人物这一问题，他又运用唯物史观提出一些敏锐观点。他说：“任何人都有局限性”，“没有绝对正确的人。”“说是一切都好，世界上没有这种人。”“说是一切都正确，那就要骄傲，就会垮台。”“英雄人物不许犯错误，是新的教条。”这些座右铭式的语言，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是振聋发聩的，是警世性的语言。
1962年，周恩来针对几年来个人专断现象，指出：“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党章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个人没有权利领导一切，不管是谁。”他进一步指出个人专断的要害就是不要党的政策。因为“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
在60年代初，政治情况已经不允许任何人公然打出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了。毛泽东自己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就主张有“正确的个人崇拜”，违背了马克思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提法。周恩来借题发挥，提出了那么多精炼反对个人崇拜的语言，是当时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了，是难能可贵的。他采取苦口婆心的讲理方式，告诫人们坚持唯物史观，反对英雄史观，也尽了自己最大努力。
值得提一笔的是，周恩来这两次针对文艺工作的讲话，尽管非常重要，当时使文艺界深受鼓舞，但被压下一直没有发表。不但当时就受到一些极“左”分子的指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受到红卫兵的批判。直到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才以《周恩来与文艺》一书发表出来，有些报刊也相应登载了周恩来1961年6月19日那次讲话。尽管时间过去快20年了，人们读起来还充满新鲜感，并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
沉默中抵制
这主要体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全力鼓动下，在毛泽东的默认下，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疯狂的程度，这种对领袖个人的绝对迷信与服从，在现代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周恩来面对这种形势，无法再用建国初、60年代初的方式，用那时的语言去批评失去理性的人们，他只能沉默。当然，作为一个大政治家，肩负人民重托，他绝对的沉默也不行。
说到这里，我们想起前苏联亚•素尔仁尼琴。他认为如果不做谎言的奴仆，保持自己做一个老实人，应该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不让人赶着去参加颠倒黑白的讨论会；听到发言者的谎言、空话和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等等。这些，索尔仁尼琴做到了，但是，周恩来是绝对不能那样做。周恩来不像林彪那样去鼓吹个人崇拜，这种相对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个人崇拜的一些具体方式，也旗帜鲜明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如他制止了“毛主席像章”的泛滥制作，表示不同意早请示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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