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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关系。国内各民族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应完全平等。经济上先进的民族帮助经济上落后的民族。文化上共同繁荣，相互尊重民族习惯。他多次批评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民族关系，主张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繁荣少数民族文化，采取适应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方式。班禅大师对周恩来非常热爱，在周恩来去世后，每逢祭日，他必沐浴更衣，为周恩来祈祷。这是民族平等的感情流露。
各党派之间的平等。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除此外，党派是平等、互助、合作、互相监督和共同前进的关系。没有这种平等，难以想像各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互相监督，是一种平等关系；长期共存，也是一种平等关系。周恩来力图使各民主党派以“畏友”、“诤友”的方式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建设国家。他谈到民主党派需要“改造思想”时，同时也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也要经常改造自己。并不是说每个共产党员都有权利去领导民主党派，而是要通过组织。1962年，周恩来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讲话中说：“大家都承认共产党是领导党，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员会等)的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他还说：“在政协里边，在我们个人的来往当中，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有领导机关和政策才是代表领导的。不然的话，我们民主生活、民主风气就不能够发扬，我们之间就有隔阂，中间本来没有墙，就会有一座精神的墙隔着，妨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这种党派之间、党派成员之间的平等，恰恰有利于党的方针路线的执行。
党内同志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平等，这些也是社会主义平等的重要内容。对此，周恩来倾注了平生心血，进行了勤勉的思考。五六十年代，他对官僚主义、乱用职权、垄断思想、桎梏自由给以抨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违法乱纪、草菅人命、法西斯行为、封建血统论给以批评，启发人们的政治平等意识。
早在1953年，周恩来就警告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这一年5月24日，他视察北京市一○一中学对学生谈话时说：“你们是革命干部子弟，你们的父母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功劳不能记在你们的账上。”“毛主席一向认为干部子弟不应该特殊化，应该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一道在学校里学习。”周恩来举了八旗子弟的历史警示学生。说：“这些贵胄的祖先都是清朝立有战功的开国功臣，自小骑马射箭，能征善战，以后带兵灭了明朝，建立起清帝国，可是到了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他们从小娇生惯养，不骑马，要坐轿，整天提着鸟笼东游西逛，游手好闲，坐吃俸禄，不劳而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甚至成了一群大烟鬼。后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他们束手无策，一败涂地，屈膝投降。”子以父贵，父贵子荫这是封建社会的东西，这不仅和社会主义平等不相容，就是和资本主义的平等观也是相冲突的。
众所周知，我们党在建国后犯“左”的错误期间，在家庭“出身”问题上也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延安“审干”期间就出现过。如有人审问出身不好的青年：“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遇罗克《出身论》刚一接触到这一敏锐的社会问题，结果却判以死刑。
在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上周恩来是有自己看法的，他本着的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平等。1963年，青岛工人高思国创作出一出好戏《柜台》被评为1963年的优秀剧作。因他家庭出身问题，北京举行授奖大会时，能否让他出席，有关领导拿不定主意。为这件事，最后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要看本人表现，要尊重人家的劳动嘛!”在领奖后受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接见，可大家往后坐，不愿坐前排沙发上。总理开始点名，第二个就问，“《柜台》的作者来了没有?”总理还说前不久路过昆明时看过这个戏的演出。周恩来让高思国以平等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周恩来曾在1971年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吉鸿昌同志是由一个旧军官转变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他牺牲时表现得很英勇。他的事迹，应该写成书。周恩来举这样的事例在于说明，人是会转变的，出身和成分不是决定人政治前途的惟一因素，正义的事业是征服人的。旧军官应该说是旧制度的维护者，但他却为共产主义献身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取消了以出身限制人进步的“左”的政策，一系列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在贯彻，有些超过了周恩来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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