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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以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不正常了。1959年庐山会议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周恩来也因反冒进在1958年以后多次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但是，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没有随波逐流，从60年代开始，在一些不同场合，他曾以愤慨的心情批评了那些反民主现象。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论知识分子问题》，是他在这一时期力图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篇代表作。文中尖锐地指出：民主作风不够是一种不好的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指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引者注)。”“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当然有些事情是中央带的头。”这可谓切中时弊、开门见山。虽然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发，但却有普遍的意义。
要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1956年，他在谈到扩大民主时，原则性地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在即将跨入社会主义的这一历史转折时期他不但提出扩大民主的历史要求，而且提出在国家制度方面进行改革的方略，可谓高瞻远瞩!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方面具体的建议。第一，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第二，把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发表出来，并且允许辩论，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允许唱“对台戏”。第三，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检查到公安、司法工作。除此三点之外，周恩来还提出“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等等。当然，周恩来这里所说的唱“对台戏”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提出的。
要敢于听取各方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听取工人农民群众的意见，听取党内意见，还要听其他阶层和党派的意见。他曾说过，对资产阶级的话，开明士绅的话，小资产阶级的话都要听，做到兼听。原因是“我们听到这些话就能够启发思想。……我们总是跟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所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有点闭塞。而跟党外人士接触，则可以听到各方面的意见。”这段话虽然是建国初期谈的，但在今天的统战工作中仍然具有指导作用。
反对特权 实现平等
周恩来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意识，提倡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1956年他就说道：“在中国还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那种官僚习俗，以“长”为尊的思想是和社会主义民主格格不入的，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他的上述观点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周恩来还批评了那种为领导人开路，把群众拦住的做法。还提出干部要教育好子女，不要造出一批少爷，并以八旗子弟的腐败相告诫。
社会主义民主能否发展和领导作风也有一定关系。做领导的专横跋扈，一言堂，只要求群众讲民主，就无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周恩来极为重视领导干部的民主风范。他说：“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这是周恩来谈到文艺界问题时说的，而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周恩来在好多场合都提出，他的话不是指示，可以讨论，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他对那些表示“完全拥护”之类的话，颇不以为然，并表示反感。周恩来非常喜欢畏友和诤友，他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流露出极大的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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