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为当前国内、国外的热门话题之一。这是中美两国决策层达成的重要共识，标志着中美关系的重大进步，预示了两国关系可能出现的一种光明前景。努力使之成为双方的共同探索与实践，并以此推动大国间普遍建立起区别于以往历史的新型关系，无论对于中美两国的未来还是对于世界的未来，都具有十分积极、深远的意义。

    一、命题的提出与意义

    2009年10月，在中美举行的第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式上，中方特别代表戴秉国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一命题，但当时美方并未予以任何回应。2012年2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在会见奥巴马总统时再次提出了这一命题。4月，美国务卿希拉里在美海军学院发表演讲，在谈到美中关系时，她对中方的倡议做出了间接但却是积极的回应。中方立即注意到了这一重要信号。5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根据中方建议，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013年6月，中美两国通过此前一系列高层互动，包括最高领导人的直接通话和高层访问，两国元首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非正式会谈，双方决定全面加强两国双边、多边及在各种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合作，共同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而努力。此后，中美两军也通过多次对话，最终就构建与两国关系总体水平相适应的新型两军关系达成了初步共识。

    中美两国元首就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件大事，也是关系世界发展的一件大事。

    在历史上，大国兴衰、权力转移屡屡带来大国对抗与战争，给有关国家、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发展造成深重的灾难与破坏，其中尤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最。作为对历史的总结，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权力转移引起大国对抗与战争将是人类的宿命。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崛起，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日等国，认为中国将挑战国际秩序、与美国争夺霸权并导致中美对抗的声音不断升高。近年来，由于美重返亚太、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双方的疑虑与摩擦进一步增加。美一些人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强硬论”；中国媒体关于美国建立对华“C型包围圈”、“要全面遏制中国”的提法也十分流行，认为中美摊牌将难以避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创议，决心在人类历史上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这一创议的意义十分深远，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避免历史上的恶性循环，避免大国兴衰、权力转移引发的大国对抗与战争。这一努力如果成功，不仅将使中美两国获益，避免两败俱伤的前景、互利双赢，而且将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

    二、可行性与有利条件

    在明确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之后，这是又一必须认清的问题。惟有对可行性有深刻准确的认识，才能去掉犹豫彷徨的心态，坚定不移地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推向前进。可行性与有利条件可主要概括为五点：

    第一，时代的变化和新的国际环境。当今世界，殖民体系早已不复存在，殖民争夺的历史条件彻底消失；随着国际形势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共同体；面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战，中美同在一条船上，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紧迫感不断上升。  

    第二，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的恶果给人类与国际社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核武器的极大毁灭力及主要大国均拥有核武器，对大国冲突与战争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大国间即使进行常规战争，代价也将极其巨大，发动者不仅难以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而且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与政治、经济、外交手段相比，战争与军事手段的作用在下降；与此同时，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安全机制持续发展、逐渐壮大。

    第三，大国崛起显现新特点。当前，新兴大国群体崛起，数量之多，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兴大国的发展均是逐步融入而非破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新兴大国多为领土与人口大国，或者是国家联盟（如欧盟、东盟，此为广义的大国概念），可望长期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中国决心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示范效益。

    第四，大国关系出现新特征。大国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制约又借重，既相互防范又相互吸引，利益交会和相互依存明显加深，并已普遍建立起各种伙伴关系。超级大国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但其具有较强的更新与修复能力，大国实力对比逐渐朝着较为均衡的方向发展。与上述特征相适应，大国关系不再具有敌对性质。

    第五，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历史上，两国曾有过良好交往、积极合作的经历，如二战中的结盟与冷战后期的战略合作；两国文化传统虽有很大不同，但其中亦有某些相似性，如中国文化的和合思想、和谐理念、王道思想与美国文化的包容力、制度霸权。在现实中，两国不仅互为主要经贸伙伴，而且形成了重要的政治、安全、文化、人文纽带，建立起了全面的、多层次的合作对话机制；通过长期磨合，相互间已具有较强的危机管理经验与能力。中美关系明显不同于当年苏美争夺世界霸权的敌对关系。

    此外，台海形势趋向和平发展，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下降；中美两国的领导人显现出战略智慧与时代远见等，也都是重要的有利因素。

    三、困难与障碍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史无前例的探索，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两国须对面临的困难与障碍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如果事前不对途中的艰难险阻有足够的估计，是决难获得成功的。在此仅列出最主要的困难与障碍：

    第一，近现代史上大国兴衰的历史记忆深深铭刻在两国政治家与公众的脑海里，与历史经验相符合的现实主义理论、权势转移理论仍是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冷战思维也仍在两国普遍存在。这使中美两国都有很多人难以相信双方可以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

    第二，中美两国间存在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鸿沟，发展道路也很不同，这是两国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冷战结束后，西方盛行“民主国家间无战争论”，中国则被排除在民主国家之外。这一结构性矛盾是中美战略互疑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及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两国战略互疑更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中国尚未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并仍与众多邻国存在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这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在这些问题上采取的许多错误政策，如坚持对台关系法和对台军售，对疆藏分裂势力的某种纵容与支持，以及对日本、菲律宾等与中国有海上争议国家的偏袒，一直是中美两国摩擦的重要根源。这些分歧难以在短期内消失。

    第四，近年来，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展，中国与一些国家的海上争端升级，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海上力量、太空和网络力量）的发展，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呼声高涨；与此同时，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也在快速增长，两者正在形成严重对峙。这种情况对两国政府的决策行成了较大的牵制，并使中美因第三方因素卷入冲突的风险上升。

    第五，冷战结束以来，两军关系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最短板，双方又都以准备应对最坏前景为己任。针对中国军队发展所谓“反干涉、反介入”能力，美国军方正在探讨以“空海一体战”或“离岸制衡”来应对。虽然从最坏前景出发的思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由两国军队承担的任务所决定），但如果始终是两军的主导思想，双方又怎能建立起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两军关系？

    第六，美国仍企图维持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霸权与领导是明显不同的概念。近年来，虽然美国开始更多地强调“保持领导地位”，并越来越强调软实力、巧实力，但其偏重硬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坚持干涉主义及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倾向仍然根深蒂固。这使中美在不少国际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中美在经济上的摩擦也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