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恩来同志

    我早在三十年代初参加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时，就听说过许多关于恩来同志的革命事迹，但抗战初期到延安时，他不在延安，没有得到见面的机会。1943年夏天，正当延安整风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时候，康生发动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把我们的干部队伍内部说成是“特务”如麻，大搞“逼、供、信”，在中直机关最后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到会2000多名干部，被逼出600多个“特务”来，怀疑在国民党区域我们的多处地下党是“红旗党”。毛主席提出了九条方针，反对“逼、供、信”的错误作法，并且把了关，作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决定，立即停止了“运动”。但因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既对国民党统治区情况真相不明，又难于调查，伤害了不少同志。这时候，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在干部欢迎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恩来同志，实现了渴望已久的宿愿。他在报告会上，提到有人在审干工作中怀疑四川地下党有问题时，非常愤慨。他为此专门讲了四川省委车耀先等领导同志英勇就义，在刑场上面向延安高呼共产党万岁的情景。他刚毅有力的声音，谴责了审干中“左”的做法，深深地打动了与会同志们的心。我当时正在参加总政治部组织部某单位的审干工作，因为我们审不出“特务”来，受到当时领导整风的上级机关学委会督促批评。听了这次报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第一次懂得了无根据地怀疑自己的同志会造成多大的恶果。接受了这次教训，产生了免疫力，从此奠定了我在今后的历次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宁愿自己挨整，也不去随风整人，一辈子受益匪浅。恩来同志的报告推动了审干工作中对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工作。毛主席还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使整风运动健康发展，从而达到了“七大”会议时的全党大团结。

    1948年底东北解放后，我参加东北工业基地建设。l952年冬正在鞍钢加紧三大工程建设的时候，接到调我到恩来同志办公室工作的决定。我匆匆到了北京。王鹤寿同志关心地叮咛我说：“周总理一向对工作要求是很严格的，批评起人来是很严厉的，你在工作上要谨慎小心。”我工作了一段时间，深深地感到恩来同志首先对他自己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每周有每周的日程，每天有每天的节目，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一个挨一个，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从不午睡，从白天到深夜。恩来同志规定，凡有重要紧急的事情，不论他是在盥洗室、办公室、会议上，甚至在睡眠时，值班的同志、主办急件的同志都可以随时去报告。

    当时，周总理办公室分工细密，分设财经、外交、综合、行政等方面，很像一个军事参谋部。各组分别联系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局、办，每天把文、电、报告、会议要闻以及各种参考资料整理、汇总、摘要、分类、送阅、请批。恩来同志按时批办，其中凡属重要情况，重大问题，立即传送中央各同志阅批，以利于沟通情报，加快决策。这是在电子信息时代以前最有效的高速信息网络。遇到特别重要的紧急事情，恩来同志总是亲自向毛主席报告请示。

    恩来同志不仅重视从文、电、报告、会议中了解情况，还经常利用参观、访问、开会空隙、参加晚会、陪同外宾出访等机会，广泛、深入地与所到之处的干部、群众、工人、农民、学生、士兵无拘无束地对话，交流思想，交换意见。他还利用会见外宾时，向他们了解国际情况，学习现代化科技知识。恩来同志对身边工作的同志也是非常民主，细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因为我们各自联系一个方面，对重大问题、社会信息各有不同的广泛联系，对各种问题反映不一，看法各异，有时甚至在他办公室里讨论或争论起来，他从不轻易下结论。恩来同志思路宽广，才思敏捷，好学不倦，高度民主，众议兼容，众长博采。在他身边工作，思想上感到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使人非常自然地愿把一切想到、听到的情况和问题无保留地向他倾诉。正因为这样，恩来同志常常能够听到真实的情况，丰富了他的思想，因而他的讲话、报告、会见外宾的谈话，总是那样深入浅出，朴实生动，知识渊博，令人信服。

    重视“二排议员”

    恩来同志最尊重科学，重视数据，讲求实际，历来反对空头政治。他一针见血地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去。在“大跃进”年代里，党内兴起一股强调算“政治帐”的风气，开经济会议，不让二排议员(业务专家、助手)参加，把这些人当作保守派。但恩来同志强调管经济就要算帐，熟悉各种统计数字，开会总要请二排议员，听专家意见。他很喜欢研究经济计划，经常参考世界各国经济资料和统计数字并作比较，对计划指标一项项计算百分比的变化。他数学基础很好，心算速度又快又准，五十年代还没有电子计算器，有时算起百分比来，比我们用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还快。这样，就逼着我们熟记各种统计数字，开会时还要带上国内外统计手册，随时准备询问。1973年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时提出在计委建设一个全国性电子计算机网络，作为计划统计计算中心。这个建议马上得到恩来同志的批准，可见他对数据多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