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的历史。在打败了蒋介石军队之后，随着毛泽东对大陆的统治的巩固，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对抗描写成上帝和魔鬼之争。毛泽东把自己看作当代的秦始皇——两千年前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他发动了一场个人迷信运动，把自己神化了。周恩来则长期处于幕后，作为一个忠实的官员，运转着中国的国家机器。在台湾，蒋介石凭借着独裁手腕进行统治。但是，他没有象毛泽东那样过份美化自己，因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并且教导他统治下的人们要光复大陆。

    这三个人中，我认识蒋介石的时间最长。我把蒋介石及其夫人看作朋友；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其他两人则不是。我和蒋介石夫妇有私交。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共同的信仰和道义上的产物。但是，赢得中国大陆战争胜利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中，周恩来更有远见卓识。简言之，他是我所结识的具有非凡天才的人物之一。他洞悉权力斗争的现实，在这方面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如今，这三个人都已去世了。但是，周恩来留下的遗产，在现代中国却逐渐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我1972年访问中国之前七个月，派亨利·基辛格去北京执行一项秘密使命，为安排我的访问进行谈判。基辛格首次秘密访问北京的两天里，花了十七小时以上的时间与周恩来进行坦率而又广泛的讨论。他归来时对我说，周恩来与戴高乐一样，是他所遇见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

    尽管基辛格象我们一样，有时也采用夸张的手法，但他确实难得夸奖一位他从未见过的人物。我与周恩来晤面并会谈了一周之后，才理解基辛格为何如此不寻常地称赞周恩来。

    我在结束l972年的中国之行时，在告别宴会的祝酒词中说道：“我们在这里已经一周了。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一些观察家觉得我被这次戏剧性访问冲昏了头脑，对访问的意义估计过高。不过，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如果不迈出美中关系正常化这一步，目前与苏联的力量均势对我们将是极为不利的。当时，对外交关系这一突破作出了贡献的人物和事件，均已载入了1972年的上海联合公报。其中最值得称赞的人物便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在扮演如此错综复杂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象周恩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自如。而周恩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揉合在一起。对他来说，这并不是意味着在适当的时机逢场作戏，而是说明这位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复杂但又敏锐聪颖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几个侧面。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在政治生涯中有着漫长而又丰富的经历。

    共产主义理论家特有的冷酷无情，使他有可能利用每个历史时期的机会，并经受住政治上的挫折和物质上的困难。儒雅之士所具有的个人素质，则赋予他以超人的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这位政治斗士的韬晦，使他的政策在他身后还得以延续，并延伸到毛泽东以后的时代；调和者的机智和谦逊，又使他在更大的灾难性人物分裂中国时，能够把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

    这些品质的相互作用，使周恩来能够跻身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阶层，其时间比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都要长。

    周恩来早期的生活，是一个革命领袖在政治上逐渐成长起来的典范。他出生在上海西北约二百英里的江苏省淮安县。他母亲去世后，他父亲不能养活他，于是，周氏家族把他接过去，由他的几个叔叔共同抚养他。从孩提时代起，周恩来就受到中国传统的官僚家庭的正统教育。他和他的一个叔叔及婶婶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沈阳时，又进了一所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小学，一直读到十五岁。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学到了他们从西方带来的“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