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领：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恩来离开了一会，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壮、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周恩来还具有其他中国人的品德——不可动摇的自信心，它来自中国人民享有的几千年的优越的文化传统。然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有着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方面，这种认识与过去两个世纪中中国所遭受的民族耻辱所引起的自然的愤懑是结合在一起的，使他们对外交上丧失尊严的现象极其敏感。我有一位名叫哈罗德•李的朋友是牛津大学毕业生，香港居民。他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理都有超乎寻常的了解。他曾概括地描述过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1965年，我问他：如果美国政府承认北京政府，共产党中国人会作出什么反应？他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说：“你们要承认‘我们’?”接着，他又以怀疑的口气说：“你完全错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会承认你们。”l954年，在讨论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也足以说明周恩来对中国民族尊严受到藐视是何等的敏感！他当时是中国的代表；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则是美国的代表。杜勒斯曾经告诉记者说：只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与周恩来才会见面，这就是“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时候”。碰巧在一天上午的会议前夕，杜勒斯与周恩来都提前到达了，而且相遇了，周恩来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却一摇脑袋，走出房间，使这位中国外长受了侮辱。六年之后，周恩来对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提起此事，仍然面有愠色。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杜勒斯对周恩来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朝鲜战场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共产党中国的“志愿军”杀死了；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不久又将与美国签订一项共同安全条约；大陆中国和苏联还结成了旨在对付美国的军事同盟。但我很清楚，这件事确实伤害了周恩来的感情。因此当我第一次到达北京时，我一走下飞机的舷梯，就特意一边向周走去，一边伸出我的手。我和周握手的照片，成为我访问中国时最值得纪念的留影。

    另一方面，在我们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他们的自信心又使他们能够转而进行认真的自省，而不至于对自己的缺点感到不安。在我们的谈话中，周恩来不断地提到有必要了解和克服他们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们第一次会见时，他就提到出席会议的双方人员平均年龄的巨大悬殊，说：“我们的领导层中，年纪大的人太多了。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类似的是，当我们游览北京十三陵时，一个低级官员特意吩咐一些孩子穿上鲜艳的衣服，还教他们在我的一行到达时应该怎样做。周恩来对此表示歉意，说：“有人带了一些小孩来这儿，是为了点缀陵墓的风光，造成一种假象。你们的记者向我们指出这一点，我们承认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愿意文过饰非，而且已经批评了当事人。”在我们访华的过程中，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赫鲁晓夫的高谈阔论是多么装腔作势，而中国人的待人接物又是多么平易近人。其实，赫鲁晓夫的吹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自卑的心理；周恩来机警的自我批评则是自信心充分发展的明显表现。我知道，这只是如何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但在事实上，这表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和哲学的绝对优势坚信不疑。凭借这一优势，他们总有一天会战胜我们和其他人。

    周恩来的才智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许多人为之倾倒。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周恩来的这些品格与冷酷的政治活动家的品质是同时并存的。记者弗雷德•厄特利说，周恩来是一位“难于抗拒的……机智的、有魅力的、讲究策略的人”。西奥多•怀特承认，他“对周恩来的品德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对周的判断也没有任何疑问”。一位在日本的中国记者说：“应该说，他是我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

    另一些人见过这位无情的政治家却并未为他的魅力所动的人，则把周恩来描绘成另一种类型的形象。五十年代担任过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逊曾经对我说，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安然离去了。四十年代曾经与周恩来打过交道的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说：“您把周的姓读成‘乔’了。嗯，他对我来说，确实象一位姓‘乔’的、丑怪的人。我曾经想过我们应该与他决裂。但忽然之间我又发现，我错了。对他没有用的东西，他是不会承认一是一、二是二的。”

    国民党一位曾经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也对我说过：“最初，我完全相信他是正确的。因此认为谈判双方也许都应有所让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怀疑这个人了。他虽然可能是真诚的，但他也不会被他的政治偏见完全蒙住眼睛。后来我终于认识到，在他的话里没有丝毫道理。最后，我发现他的一切都是在演戏。他是一位我从未见过的了不起的演员。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使他的观众也跟着他笑，跟着他哭。但是这些纯粹是在演戏!”

    当然，周恩来这两种不同的形象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他总是根据他的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来处理问题。他之所以讨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几乎也都是为了增进他的国家的利益。但是，如果为了这些利益而要求他背弃信守，他可能也会无动于衷地离开同伴。在和我们的关系中，周恩来信守与我们的协议中的条文和精神。然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友谊；相反，他是为了他的国家的利益才与我们建立友谊的。在延安就认识周恩来的西奥多•怀特许多年后写到：他过去对周恩来的信任是绝对的。他将周恩来的两种形象联系在一起，概括地说：周恩来“与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的任何一个英明而又无情的人物一样，在行动时果敢而机智，象猫扑老鼠一样。他非常果断，能够凭自己的行动冲出一条道路。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热情的、和蔼而富有同情心的、彬彬有礼的人。”

    周恩来把儒士的个人品德和列宁主义革命家的冷酷无情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个性特别适合于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他象合金钢一样——融合在一起的合金比其中的任何一种金属都要坚韧。共产主义制度总是奖励善于施展诡计的人，同时毁灭进行妥协的志士。周恩来的政治天才，在于他能够成功地同时扮演斗士和调解人的角色。

    一位新闻记者曾经问过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国人。”当然，周恩来的同事都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尽管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但是这一信仰极端化并不是他的天性。

    周恩来出身于官僚家庭，这种背景也使他有别于他的同事。这个家庭植根于旧中国的为人处世之道，家族里的成员总是教育自己的孩子攻读古书，以便进身仕门，保持若干世纪以来在这个帝国的官僚机构中的社会地位。周恩来在青年时代便摒弃了旧社会的哲学信条，但他不可能完全摆脱旧社会在文化上给他留下的影响，他自己也从未想到要摆脱它。在一定程度上，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过去的尊重，即尊重旧社会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