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载入史册的众多伟人中，周恩来的名字在当今国人乃至世界人民心中所激起的钦佩、敬仰等感情上的强烈震动是无与伦比的。周恩来的名字已不单单是世界级领袖的名字，而是一种至善的精神，一种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化身。中华民族是个既重功又重德的民族，自古以来，选拔人才，评价领袖的标准都是“德才兼备”，强调“德”是第一位的。周恩来集中华传统美德于一身，是儒家笔下的道德人格范型，正如有学者所论：要说“完全”、“彻底”为人民，古往今来，他当被视为第一人。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族德，和中国共产党的党魂，这也许正是周恩来备受国人爱戴和敬仰的主要原因。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更加怀念周总理，渴盼他的精神能被很好地继承和弘扬。本文拟就周恩来的道德品质如何体现和升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一粗浅探讨。

一、由重公利到无私奉献

    在公私关系上，我国传统的道德价值方针是公利主义，要求人们最低层次上要做到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进而向“正其谊不谋其利”，即超越个人功利谋民族国家之大利的境界攀登，它还以个人对公与私即义与利的两种不同选择态度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这种公利主义价值观培养了多少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他们以天下兴旺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他还是一个13岁的孩子时，便志向高远，当校长问学生“读书为了什么时”，有的回答“为了给自己将来找条生路”，有的说“为了能发财致富”，可恩来却高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在一篇小学作文中写道：“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这一稚年的理想不久升华为坚定的信念，南开中学毕业东渡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时，他立下了“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壮志。在日本留学期间，传来叔父不幸去世的消息，他也曾苦闷犹豫过，因为家中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用他在日记中的话说：“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简直说是穷死了。”这时，他有责任回家为亲人尽自己的义务。可个人亲情终未能动摇其报国之志，他在同期的旅日日记中写道：“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周恩来一生始终矢志不渝，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这一大公大利真正做到了绝对的无我奉献。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为了打倒反动军阀，他率兵东征西战，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避免和结束内战，他全然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多少次深入龙潭虎穴，大义凛然，表现出共产党人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在和平建设的岁月里，他魂系梦牵的是如何治理祖国的山山水水，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管理好这个有着几亿人口的“大家”，他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以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贴他的大字报，恳求他多保重身体，表现出共产党人忘我奉公的高尚品质。在“文革”内乱中，他不惧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不怕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尽全力整顿和恢复生活秩序，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文革”十年是周恩来内心最为痛苦的十年，他一边不得不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边还要极为谨慎而策略地淡化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火药味，劝导红卫兵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并竭尽所能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和建设的功臣（陈云同志曾感慨地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表现出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大业忍辱负重的坚韧品质。周总理患病住院后，还专门交代医务人员说：“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他在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他所牵念的祖国和人民服务。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词纵然存在数千载，也有不少贤德之人被冠以此誉，可他们都无可避免地带有忠于某一主子的狭隘的偏私感情，而周恩来却是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而鞠躬尽瘁，具有古圣贤们无以企及的纯粹性和崇高性。

二、由仁爱之心到热爱人民

    漫长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家族社会蕴育了中华民族的仁爱精神，由孔明阐释的仁爱虽是以爱亲为其本始，有其爱有差等的阶级偏私性，但他又力倡应由爱亲推衍到“泛爱众”，“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进一步发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总之，古代的仁爱精神是以将心比心，人同此心的通感为基础，而达尊重、关心、爱护他人。在儒家文化中，仁德乃理想人格之核心内容，“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极重自身道德修养即“革心”的周恩来其一生可谓洒满人间都是爱。早在1917年的《南开同学录》里对他就有这样的评价：“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仁爱精神在周总理这样的领袖身上，首先表现为尊重人格，平等待人。周总理对搞特权摆架子深恶痛绝，他曾狠狠地批评某饭店一工作人员让一位人大代表的车子为他的车子让路的做法，并向那位代表致歉。周恩来从来不愿让服务人员为他开门，他说“我有手，怎能让你给我开门呢？”1961年，他在河北武安县伯延村搞社会调查，与心直口快敢说真话的张二廷老汉交上了贴心朋友，周总理叫他“二廷”，张老汉就喊他“老周”，两人促膝炕头，俨如兄弟般自然亲近，总理还当张老汉的“通讯员”，常亲自跑到张老汉家通知他去开会，临别时他还请求为张老汉抚养两个孩子，以减轻老汉的负担。这是何等真诚的关心、真挚的爱。

    助人为乐，解衣暖友和舍己为人，这是仁爱精神的极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身为苏维埃副主席的周恩来冒着被敌机扫射的危险将被吓呆的理发员陈友才拖进隐蔽所，并用自己的身体护着他，使他躲过了死神的魔爪。长征途中，周恩来亲自为战士挑脚上的水泡，将自己省下的仅剩的半碗青稞面分给战士泡水喝，为病重的战士让担架等都传为佳话。在解放战争中，他亲自抬担架，飞机遇险时他毅然将自己的降落伞让给无伞的叶挺女儿小扬眉，将生的希望让给他人，死的厄运留给自己。1966年3月，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他顶着六七级的寒风冒着五级余震的危险，踏过残墙断壁，慰问和鼓励受灾群众，连续16小时未吃一口饭，他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发表演讲时，亲自布置会场，并让群众坐在背风的地方，而自己却站在风口高处。这是细小到不足挂齿的小事，但从中却不难发现总理对人民深沉厚重的爱。

    要说身为泱泱大国的总理还要借钱帮助他人，也许人们难以置信，可是这却是事实，据在周总理身边当过炊事员的李志秀同志回忆，一天，总理发现他脸色不太好，就关切地问他是不是病了，李回答说：“老伴病了。”总理便找到身边工作人员孙越，对他说：“你从我的工资中拿出100元给李志秀同志，他的爱人病了，家里有困难。”孙告诉总理：“您没有钱了。”总理又问：“我和邓大姐不是每月有几百块钱工资吗？”孙把一个账本拿来，告知总理，你给谁和谁批了多少钱，现只剩下一点生活费了，总共不足100元。总理说：“那你借给我100元，下个月还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