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然而山洪一旦爆发，便难于扼制。因此造成了毛泽东个人和整个国家的悲剧。在这场运动中，党内高层有兴风作浪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也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始终存在；同时，毛泽东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地方上也有各种派别。但谁都说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进行“革命”。这场影响了亿万人的“大革命”，其复杂性超越了党的任何历史时期。

（一）

    “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特殊性“文化大革命”运动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到上海同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筹划，背着党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通过《五•一六通知》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而在幕后指挥，由康生向他请示报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没有参加。会议主要由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讲话，出席会议的张春桥、江青、关锋、戚本禹等还不是中央委员。林彪在会上把他和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制造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的冤案，联结在一起，诬陷他们是“反党集团”，要搞反革命政变。并大谈历史上的“政变”事件，以迎合毛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论调。当时毛泽东对此是肯定的，并批准将林彪的讲话印发到全党。根据《五•一六通告》还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向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的书记处已被置于一边。使“文化大革命”合法化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更是仓促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仅过半数。非中央委员的“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在北大贴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也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毛泽东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来指挥、左右会议的议程，政治气氛紧张、个人专断之风兴起。全会的最后一天，8月12日，毛泽东突然提议，增加一项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议程，并提出候选人名单。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是全部通过，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人扩大为11人。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成为接班人。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陈伯达、康生为常委。原来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只为常委，副主席根本不提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打倒“彭罗陆杨”，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得到了确认。紧接着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一线领导刘少奇、邓小平便靠边站。这场运动对周恩来来说也是突然的。由于1965年底到1966年中，“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忙于召开棉花会议、交通运输会议和植树造林会议，以及与有关方面研究长江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再加上他处理邢台地震善后工作后，又率党政代表团出访并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因此他甚至都没有全部参加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而6月份后半月都在国外访问。这在客观上使他较少接触运动前夕的政治斗争。随着刘少奇、邓小平被迫靠边，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便被毛泽东推上“文化大革命”的前台，并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二）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性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就深入地思考了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便是这种思考的结果。“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毛泽东一方面鼓励和动员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起来革命，进行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要在“天下大乱”中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另一方面对于全国出现的严重混乱状况，毛泽东又设法加以约束，也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保护了一些干部，要求夺权后实行“大联合”、“三结合”；工矿企业、农村生产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业余闹革命；人民解放军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但是毛泽东这种在总体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局部问题上纠正某些过火行为的做法，使扭转动乱的局面十分困难。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愈烧愈旺，只是在严重的动乱局面危及国家政权时，毛泽东才在一定程度上制定和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制止局势恶化的措施。当然也就不可能使“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纠“左”和治理整顿彻底进行下去，更不要说在他生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所作所为，既有支持、纵容，又有警惕、批评。毛泽东批准成立的实际上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就成了发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工具，对文革小组他是不允许别人批评的。毛泽东曾对李富春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90％以上是对的，只有1～2％有错误，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同时，毛泽东把林彪选定为接班人，并以林彪掌握的军队为实力，统领全局。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但是，当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阴谋不断暴露、野心极力膨胀时，毛泽东则严厉批评，并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他在1970年8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挫败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阴谋活动后，又对林彪集团采取“搬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办法，瓦解林彪控制的军事力量。同时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揭露“天才论”的骗局。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后，他支持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江青集团，指出了“四人帮”问题，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予以批评，又挫败江青企图“组阁”的阴谋。这一切也为粉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