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党和人民的斗争不得不表现为各种迂回曲折的形式，“时而公开地、更多的是默默地自行其是”。这也就决定了周恩来的斗争方式不可能是直接地、公开地、大刀阔斧地反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在许多方面还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才能取得治乱、纠“左”的效果。“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的斗争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党和人民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认识的过程。最初大多数人拥护，很多人是在不理解的情况下被动卷入，而青年们大多是盲目的狂热。随着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特别是林彪事件发生后，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人们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也基本上是这样发展过来的。从最初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但尽力不让运动干扰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把运动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而力挽狂澜；到自觉地清除“左”的影响，保存党内健康力量，阻止国民经济的崩溃而殚精竭虑；以至最后以重病之躯，直接与“四人帮”斗争，积极筹划党和国家的未来而鞠躬尽瘁。

（二）

    直接原因——高超的斗争艺术周恩来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艺术，而且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与毛泽东形成了别人不可比拟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他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运用娴熟的斗争艺术，顶天立地，在那么困难复杂的环境中如履薄冰地运用毛泽东的威望以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尽其所能地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

    周恩来讲究斗争策略，从斗争的实际效果出发，以清醒和理智的态度，牢牢掌握斗争的分寸和火候，尽可能避免在党和国家已经遭受严重危难的时刻出现任何更加不幸的局面。表现了他的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策略运用高度结合的才能，以及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周恩来在当时极端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考虑斗争策略和方法，采取了迂回、渐进、韧性的斗争；坚持在重大原则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努力；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回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周恩来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一切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遏制动乱，稳定局势，减少危害。事实上，他所采取的策略和方式，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的，这只有令我们为之赞叹，为“文化大革命”有周恩来的存在而庆幸。同时也理解他的某些违心之举。周恩来曾经说过：“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党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意见。所以正确意见的掌握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的过程是痛苦的。”可以说这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真实心情和斗争韬略的写照。

（三）

    内在原因——高尚的个人品德周恩来是个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用现代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完美结合。他的高尚个人品德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具有温和、谦逊、平静、忍让的个性，但他温柔而不失原则意志。他的思想感情无不反映先进阶级的愿望、体现人民的呼声、把握时代的脉搏。他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极端负责的态度支配了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没有拂袖而去或直接抗争，而是把自己的进退与国家的安危、党和人民的需要以及自己的责任联系起来，选择了一条痛苦而艰难的道路，尽管他受到各种明里暗里的攻击、诬陷、围攻，举步维艰，却仍像一条忍辱负重的老黄牛为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和生命，真正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一息尚存，就得奋斗。”他在“文化大革命”兴起时，曾对造反派发人深省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几十年还怕这个？”他就是这样，面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到挫折，个人名誉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以“入地狱、下苦海”牺牲自己的精神，顶住恶浪，勇往直前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的高尚品德是成就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党和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内在原因。没有这种品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这种贡献。这也说明了周恩来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同时，也使他各方面的才智得到了发挥，并登上其人生境界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