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很注意不让造反派冲击党、政机关和军队。1966年11月，中央调查部的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冲入档案室，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李质忠前去制止。江青唆使红卫兵冲进陈云家中，以“破四旧”为名，要搜查档案，周恩来立即派童小鹏去阻止。接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中央、国务院发出保护党和国家机密档案的规定。1967年2月17日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头头时，周恩来当面下令逮捕拒不执行指示，操纵造反派叫党组“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副部长杜向光，并宣布“凡是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1967年8月底，周恩来把王力8月7日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和外交部被夺权、英代办处被烧的材料通过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后又逮捕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文革小组的另一成员戚本禹于1968年1月也被捕。

    “文化大革命”初，周恩来支持军队叶剑英等领导人“长城不能毁”的观点，制定稳定军队的措施。1967年1月14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叶剑英等老帅力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以后还颁发了“军委八条”和《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并批评冲击军队的行为。

    1967年后，经过周恩来的大量工作，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中央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设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命令，采取保护外国使领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并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切无不倾注了周恩来的心血，终使严重混乱状态在1968年初得到遏制。但由于毛泽东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运动根本不可能像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二、三年内结束，而是拖了10年。正因为周恩来的存在和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场历史性灾难的打击，并维持了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二）

    极力降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根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设法把“革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全力保护生产少受干扰和损失，使人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保障，并使生产稍有发展。他曾对在国务院协助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可是愈演愈烈的运动不断冲击着经济建设，因此，周恩来、陶铸等多次强调革命与生产要两手抓，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生产的重要性。鼓吹“革命”的文革小组，1966年底开始非难和攻击周恩来的观点，认为是以生产压革命，并请出了林彪，他们把“革命”看成至高无上，其它损失都是最小的。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周恩来无法抵制这场“大革命”的兴起，但他始终对人民和国家负责，并不退缩回避，而是尽可能使生产建设遭到较少的破坏，减少经济损失。在工业、交通和农业等经济部门，实施了各种措施，保持稳定。对于混乱的铁路、交通部门和工矿企业则实行军管。国内形势稍趋稳定时，周恩来便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制定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它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加强了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控。

    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还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保护老干部，并最终使党内健康力量成为主流，战胜了两个反革命集团，使党和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各级领导干部，他反复告诫揪斗老干部的“造反派”：“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为了篡党夺权，首要的便是尽可能多地打倒各级领导干部。因此，这一斗争也是极为尖锐复杂的。运动之初，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免受伤害，如彭真、邓小平、杨尚昆、薄一波等，又利用毛泽东批给他要保护章士钊的信，确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其中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人士以及国家副部长以上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作了很多批示和指示，使许多人渡过难关。1967年“二月抗争”后，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受到批判、冲击，周恩来尽可能淡化处理，要求他们多做自我批评，并把握机会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亮相”，保持重新工作的形象。周恩来保护一大批老干部，减少了政治上的损失，老干部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抗衡，并最终战胜他们的中坚力量。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先着重解决“三个突破”问题，即1971年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抓经济整顿工作，调整比例关系，严格控制基建规模，紧缩通货，控制货币投放等工作都取得明显成效。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财政收支平衡。这一年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也为以后的治理整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周恩来在经济调整中，还以战略家的眼光，打开对外合作的大门。1972年根据周恩来、李先念的指示拟定的用43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先进的化肥、化纤技术设备的方案，在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经毛泽东、周恩来审批后于1973年初执行。这是新中国的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提高了我国工业的技术含量，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推进了工业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