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国之初，周恩来作为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作为政务院总理，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繁忙工作中，对体育的组织建设给予很大的关注。为了新中国体育能够迅速起步，他批准将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积极支持在团中央设置军事体育部。1952年，又不失时机地在第19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主持通过成立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并任命贺龙为主任。这就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新中国的体育应当坚持什么方向？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周恩来一向强调体育工作必须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要把作为少数人消遣娱乐工具的旧体育，改造成为多数人健康服务的新体育。他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拿首都体育馆建馆这件事来说，选址最初选在复兴门外，要迁移一二十万居民。周恩来知道后认为，不能使几十万人受到影响。他说，市东南有了北京体育馆，市东北有了工人体育馆，再建馆要考虑西郊居民的方便。根据周恩来指示，最后选在外白石桥。周恩来就是这样，事事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发表后，有些同志对把“身体好”放在“三好”的首位不够理解，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从三个方面深刻阐明了增进人民健康的重要性。首先他强调要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看待健康问题，要求青年学生应当努力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身体健康是物质基础，这是常识问题。其次，他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十分明确地提出，发展生产要求人们有强健的体魄，“工业越发展，越需要高度的技术，而技术越高，速度越快，越需要劳动者既灵巧又有耐力”。他还从国防建设的需要进一步说明锻炼身体、提高健康水平的重要性。

    在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方面，周恩来指示要抓好普及和经常化，“体育工作就是要搞群众的体育运动，就是要和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在一起。不仅要锻炼身体，同时也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环境卫生是增强体质的外因，内因就是要锻炼身体。”群众体育要“根据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学习的具体情况和体质条件，有区别、有步骤地进行”。他要求各级行政部门和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应当重视开展体育运动，特别提到教育、卫生部门的责任。有一次听取卫生部关于预防疾病的汇报时，周恩来说：“你们预防中不能加一点体育运动吗？早上起床，头部、腰部、肢体动一动，老年人搞一些散步，做一些柔软体操，不能老靠药物。人是高级动物，要动嘛！要发挥人的能动性。”他认为只要上上下下重视起来，搞好普及，坚持下去，群众体育工作一定能蓬蓬勃勃，人民的体质一定能不断增强，从而带动体育人才的成长和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一系列指示，既谈到体育的根本任务，体育的社会性，也谈到体育工作的方针、方法，以及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

    为了使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章可循，从5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体育规章制度。其中包括《体育运动委员会组织简则》、《基层体育协会示范章程》、学校体育的“两课两操两活动”、机关厂矿实行的工间操、广播操、生产操制度，农村体育把体育锻炼和民兵训练结合起来的做法，以及《劳卫制》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等，都是在周恩来关心指示下制定和执行的。这些制度和做法对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

    在旧中国，我国竞技体育基础薄弱，运动技术水平很低。新中国成立初期，运动员出国比赛战绩不佳。为此，我国驻波兰大使曾致函中央政府，希望在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基础上，加快提高我国的运动技术水平，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1953年中央体委党组在给中央《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中，提出了我国体育运动技术“离国际水平很远，因此在国际体育活动中形成我国体育运动水平与我国家地位不相称的情形”，并建议“加强运动员训练工作”。1954年2月政务会议在讨论中央体委主任贺龙的报告时，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体育的现状后指出：“今后两三年内，我们不可能在国际比赛中得到多少冠军，因为没有经常锻炼的基础。吴传玉是个华侨，他是经过长期锻炼才取得成功的，没有长期的锻炼是不会得到冠军的。”他要求体委在抓好群众体育工作的同时，也要把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抓起来，不仅要做到群众体育锻炼经常化，运动训练也要经常化。他还乐观地预言：“我们体育运动如果发展得当，6年以后，到1960年，一定会出现许多好选手。”国庆10周年，举行第一届全运会，得到周恩来的积极支持。1959年周恩来在接见优秀运动员时，向全国体育界发出号召：埋头苦练，生生不已，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为了提高我国的运动技术水平，周恩来倾注了不少心血。50年代初期，我国竞技体育刚刚起步，缺乏人才，缺乏教练。当时香港的傅其芳、姜永宁想回内地效力。有关部门把这个消息向周恩来汇报，他听了表示全力支持。傅其芳、姜永宁回来后在北京进行乒乓球表演赛，周恩来到现场观看，充分肯定他们的爱国热情，赞许姜永宁削球技术好，鼓励他把进攻技术也练好，以便更好地报效祖国。周恩来在百忙中多次抽空到现场观看运动员的训练，与运动员、教练员一起交谈，一起探讨训练中的问题。尤其是他对中国女排训练的关心更是人所共知的。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女排在大松博文教练带领下迅速崛起，在世界排坛表现出很强的实力，引起周恩来的关注。1964年1月24日，周恩来观看了日本队在北京的比赛之后，第二天又到现场观摩日本女排的训练课。从下午5点一直看到8点钟。在观摩训练的过程中，他与中国教练员、运动员进行倾心交谈，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也提出许多对策建议。在谈到防守训练时，周恩来说：“人家练习防守是教练员用力向队员扣杀。大松打出的球，力量比比赛时难度大多了，不然就练不出来。教练员能以身作则带着运动员干。大松博文一人领着大家干也够累的，大松能这样同运动员一齐练习，参加实践，这条很重要。大松自己身体很棒，同样也是练出来的。”周恩来说：“日本队训练时比打比赛还累。练习时难度这样大，比赛时就容易了。人家训练的每一手段都有实际意义。训练刻苦，从难从严，比赛就能过硬。”周恩来要求中国教练员学习大松那种严格的精神。他说：“我们不学大松打骂运动员，但他那种严格的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是一致的。‘三从’的实质就是练为战。所以要从实战需要出发来从难、从严。这也是运用毛主席《实践论》的精神”，从此，从难、从严和从实战出发，就成为运动训练原则，至今为体育界所遵循。周恩来还说，“日本女排身体条件不如我们，但训练出了高水平的队。我们这样好的条件，应该比他们好才行”。周恩来很内行地指出，“日本滚动救球的技术很熟练也很科学。这种办法不大容易受伤”。他问中国运动员会不会？问日本勾手飘球的性能与中国上手飘球有何不同？还说日本女排个子不高，又那么瘦，但弹跳力很好，说明她们训练有办法。周恩来认为日本很注意战术意识的训练，特别注意小配合。赞扬日本队员宫本扣球手法好，速度快，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