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艰苦而漫长的斗争历程中，相对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有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过重要作用的隐蔽战线。这条秘密战线斗争的成败胜负，直接影响到革命的每一进程。周恩来，就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人与卓越领导者。党的隐蔽战线包括情报、保卫、机要、通讯等工作，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从民主革命时期情报保卫工作方面探讨周恩来对我党隐蔽战线的贡献。

    一

    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由于未能把情报手段作为必要的斗争武器，党在了解敌人和保卫自己方面处于被动地位。虽然1925年12月，中共上海沪西、浦东区委成立过对付工贼和奸细的秘密组织，但这只是基层党任务单一的组织，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说是党的情报保卫机构的雏形。周恩来等中共负责同志对情报保卫工作的认识与重视，是从吸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惨痛的教训后开始的。1927年5月间，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在武汉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科），隶属于中央军事部，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它标志着党最早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开始萌芽。

    特务处成立后，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如夏斗寅、许克祥叛变，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商反共与宁汉合作及汪精卫召开秘密反共会议等等。周恩来曾评价说：有了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这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所处的被动局面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由周恩来主持组建并领导的特务处存在时间只有几个月，但它宣告了党的隐蔽战线的开辟，也记录下周恩来作为我党情报工作创始人的光荣一页。

    二战时期，周恩来对隐蔽战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创立和指导中央特科工作中。1927年11月，在周恩来的筹划领导下，党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在11月14日的中央常委会上，规定特科由组织局（周恩来任代理主任）直接领导。为加强对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又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主持的决策机关——中央特务委员会。

    在特科组建、发展、完善的全过程中，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业绩卓著。

    第一，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工作原则和纪律。周恩来领导特科期间，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是：深入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情报、肃清内奸，有效地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周恩来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牢固地把握着政治方向，避免特科走上单纯恐怖活动的歧路。他曾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这是三条基本原则。周恩来曾多次制止并严厉批评特科具体负责人顾顺章背离党的长远利益和秘密工作原则，追求表面轰轰烈烈，热衷于单纯恐怖行动的倾向，使特科在隐蔽斗争中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但是，在周恩来1931年底离开中央到苏区工作后，特科后期工作逐渐偏离既定原则，放弃了反间这一重要任务，从1933年至1934年连续7次在公开场合惩治国民党特务，3次盲目制裁所谓内奸。由于一再暴露在敌人面前，又不能有效地防御敌人的破坏，两批“红队”（即惩办罪大恶极的叛徒的红色恐怖队）同志被捕牺牲，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情报保卫工作中的表现，也从反面证明了周恩来为特科制订的指导思想、原则的正确。

    第二，制订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为卓有成效地侦获情报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在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使特科屡创战绩的秘密工作方法。如他明确了情报与保卫二者关系，使中央特科的情报科与特务科（行动队）既有不同侧重，又密切配合；秘密工作中，他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分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等，这些，为党的隐蔽战线和情报保卫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特科最主要的获取情报工作方法，是在周恩来指导下形成了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的两种类型：即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在是否派人打入敌特机构问题上，中央特委曾产生过不同意见，担心这会帮助了敌人，但周恩来坚决指示：“你们把它拿过来！”①在他的指导下，后被他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使党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情报最高指挥机关的一举一动。在获取的大量重要情报中，最有价值的是及时侦获了掌握党的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周恩来获悉警报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避免了这次后果不堪设想的毁灭性破坏。

    所谓“拉出来”，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周恩来经常强调，建立强有力的反间谍关系，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他研究并批准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拉出了第一个重要的反间谍关系——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杨利用其特殊地位和同各方面的关系，多次提供了国民党特务行动部署和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叛徒、奸细情报，帮助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获释，对保卫党中央、清理内奸、打击敌特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党的情报侦察工作历史上争取、运用秘密反间力量的一个最早的成功典范。

    除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李克农小组还获取了蒋介石将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二次“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具体时间等绝密战略情报，周恩来设法将其通报根据地，为红军指挥部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部署，取得反“围剿”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