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体委于1964年底在上海召开全国训练工作现场会，一边参观、学习大松博文的训练方法，一边找差距，研究中国排球训练的新路子。通过现场会，正式提出训练、竞赛中反对骄娇二气，进一步贯彻“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三从一大”训练原则，提倡树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这一举措不但大大提高了中国女排的训练水平，为女排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对各个项目的训练，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起了示范作用。为了巩固女排训练的成果，经周恩来批准，1965年日本教练大松博文应邀来华帮助我国训练。周恩来对提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还有许多事例，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三

    怎样看待友谊和比赛的关系，这是竞技体育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主张“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主张是第31届世乒赛前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乒乓球运动员时正式提出的。事实上早在1963年第27届世乒赛前，周恩来就已经指出：“友谊重于比赛，是我历来的主张。”他曾解释说：“你们出国有人民外交的任务，不单单是乒乓球技术的比赛，实际它是人民外交。”还说，“专业队伍要增进同各国人民的来往和友谊，做各国人民的友好工作”。“胜负乃是兵家常事，没有常胜将军。项羽这种人不行，暴躁得不得了。最后一战，就一败涂地。他只能胜，胜了就骄傲，‘力拔山兮气盖世’，结果到乌江一败，就自刎。我们的原则是：胜不骄，败不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些话语重心长，值得体育界牢牢记住。江泽民总书记也要求运动员正确对待胜负，胜不骄，败不馁。

    有人说，比赛就是要赢，说“友谊第一”，是不是就不讲技术，不争取胜利了。这是一种误解。周恩来说得很清楚：“‘友谊第一’，要有水平。不然，打得太不行，样样输，人家对你就不大感兴趣了。”又说：“你们要争取友谊，自己要有点本事。”我们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应当怎样理解？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说过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方针表述了从一个更高的境界看待比赛胜负的思想。后来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以让球为友谊的简单化倾向，这是要纠正的。但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就其本来的含义讲，我以为是正确的。这里的“第一”、“第二”，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排序，而是在讲不同层次的问题。“友谊”是比“比赛”更高一个层次的东西，是在讲体育比赛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作用和贡献。这一点和奥林匹克精神中“和平、友谊、进步”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在这个大的前提下，第二个层次的东西才是比赛本身，比赛要讲“拼搏精神”，也讲“更快、更高、更强”，要争先恐后，要夺金牌。“友谊第一”在讲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道德伦理问题，“比赛第二”在讲一个技术问题。两者处于一个共同体中，这是看待竞技运动的辩证法。

    周恩来不仅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倡导者，而且也是实践者。他一方面教导体育队伍要广交朋友，虚心向各国运动员和人民学习，建议运动员学一门外语，便于与外国朋友沟通，亲自为运动员推荐外语教员；另一方面身体力行，为大家做出榜样。他熟悉许多外国运动员的名字和特点。1972年亚乒赛闭幕，他接见全体运动员时，请朝鲜的朴信一和日本的长谷川信彦从人群中走出来，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鼓励朴信一再接再厉，打出更好水平，称赞长谷川顽强沉着的作风。他和日本著名运动员松崎君代的友谊传遍中外。他夸奖松崎君代落落大方，胜了不骄傲，输了不怨天尤人。1975年松崎君代听说周恩来生病住院，从日本写来一封情辞恳切的信。信中说：“我们从总理和其他中国朋友那里得到的深厚友谊是说不尽的，我把它藏在心中。每逢打开我的心灵窗户时，总是沉浸在友谊幸福中。”她衷心祝愿周恩来早日康复。1973年日本老运动员访问中国，周恩来见到星野，握手时问：“星野，你十多年没来中国了吧？”星野又喜又惊，他12年没来中国，周恩来居然记得这么清楚，他说他感动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首次来京，周恩来回答美国青年科恩关于“嬉皮士”的提问。他循循善诱、入情入理的回答，使科恩本人心悦诚服，也感动了科恩的母亲。她特意从美国设法寄来一束鲜花给周恩来，感谢他对她的儿子的教育和帮助。这些动人的事例在体坛一直传为美谈，成为鼓励体育工作者前进的力量。

四

    对外体育交往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界在处理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中，在参加各项国际体育竞赛中，都得到周恩来的重视、关怀和耐心指导。在许多关键 问题上，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和胆略，为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他那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领导艺术，使我们 终生难忘，受益匪浅。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国际体育组织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周恩来义正词严地指出，“他们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搞‘两个中国’，我们要抗议，要退出。他们想限制我们，我们要有这种精神：你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你。”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由于国际奥委会坚持邀请台湾参加，周恩来指示中国体育代表团退出墨尔本奥运会，并亲 自修改声明稿，揭露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表明了我国的原则立场。根据周恩来关于在国际体育活动方面，“要创造新局面”，“不要只钻一个死扣，要有新的创造”的指示，我国广泛团结第三世界的国家，与那些仇视新中国的国际体育组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坚定的原则立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决心，赢得了国际体育界有识之士的尊敬。以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的恢复为标志，我们不断战胜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反华势力，全面登上国际体育舞台，提高了我国体育在世界的地位。

    谈到体育对外交往，人们不会忘记70年代的“乒乓外交”。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指挥上演了一出举世闻名的“小球转动地球”的话剧，从而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有人赞扬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经典之作。

    当时，中日两国邦交尚未恢复，日本国内右派势力十分猖獗。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会长后藤钾二先生一行四人来到北京，商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事。后藤钾二对我国很友好，极力主张邀请中国队参加，因而受到日本右派势力的忌恨，对他进行恐吓，但后藤先生不屈服于这种压力。到京后日本方面拿出一份会谈纪要的草稿，建议以此为双方会谈的基础。这份草稿的主调基本上是重申周恩来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的“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日中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当时我方参加会谈的一些同志要求加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句话。后藤钾二说：“来之前有人写信警告我当心脑袋，如果写上这句话，回去后我只能辞职，这样对你们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双方会谈就僵持住了，后藤钾二称病卧床不起。周恩来知道后出面听取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汇报。周恩来听完汇报后说：“我看后藤先生的这份会谈纪要起草得挺好。你们要分清楚，他不是日本政府的外相，而是代表日本乒协来的。一个群众团体，就不必要求他加那句话了，不要难为人家。”当周恩来的指示传给后藤先生时，他立刻从床上起来，非常高兴。周恩来很快会见后藤先生，表扬他对中日乒乓球界的交流作出的努力。后藤钾二激动地表示要把３１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办好。这次会谈纪要定稿时，周恩来提议写进这么一句话：“中国乒乓球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感谢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日本乒乓球界和其他友好人士为增进和发展中日乒乓球界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所作的努力。”31届世乒赛如期在名古屋举行，我国派代表团参加比赛。按计划我国邀请英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尼日利亚五国乒乓球队赛后顺道访华。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知道后向我国代表团询问，什么时候能邀请美国队？我国代表团立刻把此事向国内作了汇报，于是北京和名古屋之间的电话联系一天三次。毛泽东获悉此事后指示说：和名古屋每天通话三次还不够，要增加到五次。在那个期间，周恩来多次与有关部门讨论商量，请示毛泽东，终于决定邀请美国队来华访问。消息传到华盛顿，传遍全世界，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尼克松总统事后回忆说：“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

    4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人大会堂亲切接见来华访问的各个乒乓球队。他对美国乒乓球队说：“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门，欢迎你们！”斯廷霍文说他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周恩来当场表示“可以去”。接着，又引出了关于美国青年中“嬉皮士”的话题。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后不到12个小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为改善中美关系决定采取五个“新步骤”。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称这是“中国乒乓外交的伟大胜利”。基辛格博士后来撰文称乒乓外交是“周恩来的一个代表作”。中国体育界从“乒乓外交”中得到许多教育和启示，进一步体会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更深刻地认识到体育工作离不开政治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