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兴风作浪的破坏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成了野心家们兴风作浪的天赐良机。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大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部分领导权，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他们指使和放纵一批投机分子、冒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煽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国民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之中。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勾结利用，又勾心斗角，在极左的伪装下，搅浑政治形势，破坏安定团结。同时，为了各自的利益，“九大”以后，两个集团的矛盾越来越多，对权力的追逐由暗斗转为明争，并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爆发出来。林彪集团最后走上武装政变，妄图以杀害党的领袖毛泽东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在毛泽东、周恩来明察秋毫、严加防范下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江青集团加紧对最高权力的追求，进行所谓继续革命。因此，周恩来主持的批林和纠“左”，被他们视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损害他们名声的活动。他们利用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全局的肯定，以及否定批林为批“左”，而应批极右的态度，进一步把运动的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样又挑起事端，使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同林彪一伙一样，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妄图抓住“组阁”大权，终因毛泽东反对和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斗争而败下阵来。

（四）

    群众运动展开与社会力量参与的广泛性“文化大革命”运动长达10年之久，有各种各样的运动穿插其中，如：红卫兵运动、批“二月逆流”、斗批改运动、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些运动都在毛泽东的号召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帜下展开着，影响到全国各方面，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

    “文化大革命”兴起后，全国的大动荡局面随之出现，而且波及到各个角落，涉及到干家万户。成为运动先锋的青年学生组织了红卫兵。毛泽东以其巨大的威望和号召力吸引了他们充满激情地参加这场运动，并把它推向深入。串联、造反、闹革命直至夺权，各种关系复杂化，整个民族不再冷静。在祖国的大地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广泛的社会力量被发动起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文化大革命”最初是从文化教育界开始，从“横扫牛鬼蛇神”逐步冲向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广大群众接受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的观点，把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不满释放在运动中。当然，群众的这种参与热情，既有真诚的，也有投机的；既有自觉的，也有盲从的。随着时间的发展，许多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对它产生的暴力和混乱感到失望，并不断觉醒。这场没有坚实基础的运动终究是要失败。

二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局面，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斗”，顶天立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其超人的精力、胆识和才华，做出了令世人赞叹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一）

    尽力维持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文化大革命”兴起后，毛泽东一开口，各地红卫兵蜂拥进京串联，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多达1100多万人次。加上以后的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千百万红卫兵给北京和各地政府，以及交通运输部门的压力是令人无法想像的。周恩来发挥其卓越超群的行政组织能力，组织各机关、学校妥善接待，并不失时机地、苦口婆心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引导他们走上正轨。由于周恩来等人不断努力，在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后，红卫兵串联才停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