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努力清除“左”的影响，筹划光明的未来周恩来在1967年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又提出，“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1971年上半年更是反复强调批判极左的重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做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又一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代表党内健康力量，高举批判极左的大旗，与“四人帮”进行不懈的斗争，并使其“文化大革命”以来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生效。这一努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花大力气平反部分冤假错案，解放一批领导干部；二是整顿企业，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局面；三是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四是迅速打开对外工作局面，改善对外关系。

    周恩来纠“左”努力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设法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为党和国家工作。这一事实本身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有力否定。周恩来妥善处理“九•一三”事件后，即向毛泽东力荐叶剑英负责军委日常工作。这就为军队掌握在党内健康力量手中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避免了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祸害。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榜样’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容易了。”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干部先后复出、复职。特别是促成邓小平的复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党内存在一个“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事实上否定了由此制定的有关决议及其“左”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更多的老同志获得解放，恢复工作，并削弱帮派势力，使党内健康力量不断发展，为以后粉碎“四人帮”积蓄了中坚力量。

    周恩来在其纠“左”努力受挫，并一度受到批判、攻击的情况下，并没有因为时日不多而退缩。他带着病弱之躯，在医院里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筹划着党和国家的未来。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重申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计划，筹备并主持四届人大。在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确定了以他和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这也为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贯彻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计划。他毫无保留地、全力支持邓小平。

三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党和国家的贡献举世公认。他之所以能做出别人做不出的贡献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一）

    根本原因——深厚的群众基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有“文化大革命”初《二月提纲》的拟定、派工作组问题、工交座谈会，以及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2年的批极“左”、1975年的全面整顿，直至最后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这种斗争，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一定的进展；党尽管道到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但最终战胜了他们。周恩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挥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作用，成为以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心的党内健康力量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