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这一类言辞，周恩来是听不顺、看不惯的。在1966年7月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他同毛泽东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结果是忠言逆耳。个人崇拜反而疯狂发展下去。毛泽东后来同斯诺交了个底，说这是政治上打垮刘少奇的需要。
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利用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批“天才论”的观点，指示邮政部门：今后在邮票上不许再印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了。这一年秋天召开全国外贸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询问：出口商品包装上是否还有毛主席语录?这样到处印毛主席的话是不严肃的，是对毛主席不尊重。前几年讲这种话是泼冷水，现在应该讲了。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走向反面。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一个多月后的1971年1月26日，周恩来找出“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所发的两个文件，内容都是有关毛泽东批评、制止宣扬个人崇拜的。在原报告中所写“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即‘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照主席的指示办”一处批注：“照毛泽东思想，主要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无止境的，永远不能说‘顶峰’，说‘最高最活’。”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讲了中国历史儒法斗争情况，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泽东还念了他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诗。次日，江青就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将毛主席以上观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这说明，周恩来没有绝对服从个人崇拜。他是在沉默中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和稍微的抵制。
总之，周恩来在自己的一生中，一贯秉持了民主原则、民主精神搞革命、搞建设。革命本来是无程序的，通过民主，逐步走向程序化，建设本来应该有程序，通过民主，更加法治化。这些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意义。他的这种民主作风影响了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几代人，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建设民主政治中，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过去有、现在有漠视民主的陈词滥调，什么近20年，发展民主的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快啊！民主是手段啊！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啊！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是一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并没有别的原因。周恩来一生实践民主的实际告诉人们，那些反对民主的人，其实是反对人民的。践踏民主的人往往是违法乱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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