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孕育“一国两制”思想。

    在旧中国，香港和澳门被帝国主义势力所霸占。中国共产党执行后，对于香港和澳门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暂不收回，维持现状，充分利用，长期打算。周恩来说：香港是中国的地方，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目前暂时不收回香港，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它是一个观测站，是一个气象台，是一个交际处。什么时候收回，要等时机成熟。总会有这一天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到50年代中期，周恩来代表中央进一步指出：我们这样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力量更加强大，对香港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有好处。目前，我们不能把香港当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不一样，香港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60年代中期，香港发生供水危机。周恩来亲到广州，决定修建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为了保证香港副食供给，又批示开通至今还在运行的向香港输送鲜活和冷冻食品的三趟快运货车。他对香港的这些主张和关怀，为在20世纪末收回香港和澳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对于台湾，从50年代中期开始，党就在谋求促进国共和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就说过：不排除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只要蒋介石承认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可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回国后又说：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他会见一位英国朋友，请其带话给蒋介石说：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今天我们也是主张和谈的。他可以保持台湾的现状，主要的使台湾成为祖国的一部分。他如果做了这件好事，就会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和台湾上层的联系工作便积极开展起来。他说：我们和台湾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民族精神，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对台湾当权者，中国共产党不再纠缠历史的恩怨。还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都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陈诚如果愿到中央来，当不在傅作义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来。60年代前期，周恩来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谈话，概括为“一纲四目”原则。“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一是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一切军政人事由台湾当局决定：二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尊重台湾当局的意见，可以从缓，协商解决；三是台湾的军政和建设经费不敷支出，由中央拨付；四是双方互约不派人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个意见由张治中写信转给台湾当局，并表示中国整个是社会主义，有那么一块地方处于民主革命阶段未尝不可。在该信背后，周恩来还写了四句话：局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廊海天，不归何待。这以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这项工作受到严重破坏。但他一直心系台湾。即使在弥留之际还批示了他一生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后一份文件，他一连写下了三个“托”字，即拜托有关方面不要忘记在台湾的张学良这些为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老朋友。他曾经托人给张学良带过一个条子：为国珍重，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张学良对人说：毛泽东我没见过，没见过不好评说。在共产党里，最伟大的人物就是周恩来。还说：毛泽东的成功，可以说是周恩来的成功。我在中国人里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

    周恩来生前说过：我们这一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毛泽东、周恩来播的种，开的路，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江泽民收回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实践准备。

    (三)吐哺神州安危，力挽“文革"狂澜

    特殊历史条件酿成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卷入这场灾难之中。他虽然对毛泽东的发动也表示赞成和支持，但“文化大革命”开展后出现的“天下大乱”形势，与他的求稳、求序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性格相抵触，也与他憧憬的革命状态大相径庭。他从未想到，他赞同的“文革”，是那样的混乱、暴烈、疯狂、残酷!他对于这种局面有时只能艰难地忍受着。他不可能对这场“革命”公开地表示反对，在一些场合甚至还要讲违心附和的话。他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了这个大前提，然后方能寻求治乱对策。他充当的角色，就像他敬仰的大禹那样，治水宜疏不宜堵，因势利导，筑堤束洪，纳入河道，百川归海。但是。造乱的势力太大，治乱与造乱的斗争。是他一生的经历中所从未有过的艰难。他尊重毛泽东，对毛泽东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决策，他都要去执行。对于正确的，他要拿其作“尚方宝剑”，去制止动乱。对于错误的，在执行过程中，要迂回曲折地尽量避害就利，尽力减轻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最使他深感艰难的是，与他直接发生冲突的对象是有恃无恐的林彪、“四人帮”。他的斗争不能伤害毛泽东，但要运用各种策略使林彪、“四人帮”搞乱天下、乱中窃权的阴谋不能得逞。他清醒地知道，只要他一天不被打倒，林彪、“四人帮”就不能为所欲为，中国人民就不致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因此，为治乱，使党不分裂，使国家机器得以运转，使民族得以生存，他苦苦地支撑局面，不懈斗争，耗尽了自己的体力、精力和智力，以致到了精疲力竭、身心交瘁的地步。如他自己所说：“文化大革命”让我少活十年。在“文革”中，他正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谱写了他一生中极为苦涩的、因而也显示出极其辉煌的最后乐章。

    周恩来治乱安邦的努力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为：

    ——约束红卫兵运动，制止危害社会的动乱。“文化大革命”发动不久，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3个多月对来自全国各地ll00万人次红卫兵的8次接见，使周恩来像协助毛泽东组织三大决战那样忙碌和紧张。他以非凡的行政组织能力，保证了在首都的8次检阅没出任何事故。全国范围数以千万计人流的“大串连”，不仅使交通堵塞、铁路运输拥挤、危害工交生产、国家要花掉上亿的钱财，而且使“造反”的星火燃成燎原之势，掀起全国性的动乱风暴。红卫兵在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大破“四旧”，把许多稀世珍宝和国家级的珍贵文物毁于一旦；将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的许多干部当作“走资派”、“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加以批斗，凌辱人格，关进“牛棚”劳改；使许多长期同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受到冲击和迫害；使许多出身或成分“不好”的“黑五类分子”遭到抄家、殴打、杀害，甚至株连全家惨绝人寰。民主法制完全被践踏，整个社会是一个乱的社会。面对这一切，周恩来痛心疾首，但他只能耐心劝阻红卫兵保护历史文化，教导他们执行干部政策，不要做违法的、出格的事情，不能“打、砸、抄、抓”，搞野蛮暴行。l966年8月下旬到l2月中旬的3个多月，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40多次，有的会通宵达旦，反复宣读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等等。在周恩来等的力争下，以中央名义不断发出文件，努力制止各种违反政策的破坏活动，才使“红色风暴”得到一定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