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努力保护和解放干部。在著名人士章士钊被抄家请求毛泽东保护得到批准后，周恩来立即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包括“四副二高”和著名民主人士。他借助毛泽东的支持，尽力保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元帅、部长、杰出的科学家和文艺家，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英模等等；并将他们中的许多人送进301医院加以保护，将所有挨批斗的部长、副部长统统安排住进中南海工字楼里，也有住进西花厅的。他的家也一度成了这场灭顶之灾的避难所。宋庆龄是他开列名单中受到保护的第一号人物。周恩来反复劝说红卫兵不要冲宋家，说她是人中凤凰，对革命贡献很大；并指示要保护好孙中山的铜像和南京中山陵。他写信叮咛受到冲击的与他共事的领导人如何保护自身，说：你们言行要谨慎，否则，我不好说话来保护你们。检查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错误检查什么错误，但是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他让秘书送给他们逐个传阅。这些人看了很受感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特别是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林彪、江青一伙掀起“打倒刘少奇”的逆流。周恩来明确表示反对，劝说“造反派”不要在天安门贴这样的大字报，也不能开这样的批斗会。这样的劝说有l00多次。对于长期围困和冲击中南海的“揪刘火线”，他严厉批评由“中央文革”操纵的那些群众组织的头头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冲中南海是错误的，就是拿大炮轰，我也不离开。你们要想冲进来，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后来在毛泽东干预下，围困中南海50多天的“揪刘火线”才撤离。周恩来坚守中南海，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许多领导干部。在九一三事件后，他又利用已经变化了的有利形势，积极促进邓小平出来工作。他以毛泽东对一些反映干部受迫害、请求结束审查的信件的批复作转机，指示有关方面解除对一些老同志的关押，有意安排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公开亮相，推动全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在他推动下，中央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均予释放。经他直接过问，有l75位将军恢复工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台了，幸好保住了周恩来。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

    ——不准冲击国家机关，保卫外交大权。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国务院各部门的一些群众组织也企图夺权。无政府主义的狂风骤然刮起。周恩来坚决反对这股狂风说：对中央部门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大权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夺。财政、经济、外交、公安、国防和国防工业，以及宣传等大权都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你们不能把党政发号施令大权都夺过去。国务院党组要恢复，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对部长的通缉令要取消，通缉部长就是通缉我。不然要走到反面。财贸口“造反派”扬言要夺金库，他指出：夺金库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去夺，算造反派还算强盗?夺金库就要开枪。经过耐心工作，在一个时期稳定了国务院各部的业务工作。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对外交大权虎视眈眈，不断指使外事口的群众组织夺权。他们的策略手段是首先打倒陈毅，不断制造打倒陈毅的事件。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成员发表煽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后，外交部被夺了权，上万的红卫兵要揪斗陈毅，他闻讯后尽管心脏病发作，仍赶到人大会堂严厉加以制止。经毛泽东干预，当了l6天的非法“外交部长”被逮捕，煽动夺权的中央文革成员被监禁，外交大权重新回归中央掌握。他说过：l967年，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度过的最不平静的一年。确系如此。除上述事件外，还有诸如：这一年春天，林彪、江青集团污蔑老一辈革命家对“文革”的抵制和抗争是“二月逆流”；夏天，各地武斗蜂起，派仗不息；7月中下旬，林彪、江青一伙蓄意制造武汉“七二○事件”，他往来于北京和武汉之间，竭力平息事态发展，但阴谋家们进一步煽动群众，挑起事端，使全国武斗急剧升级。8月1日，报刊发表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社论，使军事机关的动乱愈演愈烈。8月下旬，在那篇煽动外交部“夺权”的“大毒草”讲话的蛊惑下，北京发生了严重损害国家声誉的涉外事件。忙于处理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的动乱事件，使他心力交瘁，强健的身体拖垮了，心脏病一次次发作。

    ——促进两派革命群众“大联合”，建立走向有序的革委会。在全国范围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许多单位分成两大派，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两派对立加剧，武斗不断升级，有的地区甚至动用了枪炮。“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面愈演愈烈。周恩来自始至终反对“中央文革，，的这种恶劣行径。为保护群众、制止武斗、减少动乱，他不断找各地群众组织座谈，并米取许多措施，包括实行军事管制，来消除两派对立，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和人民生命财产。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于是提出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来加以约束。经过周恩来20个月的艰辛努力，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勉强成立了革委会，绝大多数地区到l969年后逐步地在结束“全面内战”。这个革委会，尽管也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不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好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天下大乱”，因而对治乱还是起了一定作用，是将泛滥肆虐的洪水纳入河道的一个举措。

    ——协助粉碎林彪集团阴谋，领导批判极左思潮。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集团加快了分裂党的步骤。1971年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谈话批评林彪及其一伙。林彪一伙策划在毛泽东回京途中进行谋害活动。林立果交代其党羽，必要时“要把周恩来干掉”。在毛泽东对他们的阴谋活动有所察觉，提前返京后，便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周恩来得知情况后中断会议，对这一突发事变进行紧急处置，直到证明林彪确实摔死在温都尔汗，才去报告毛泽东。他三天三夜没睡觉，运筹指挥各方，采取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的应变措施。“九一三”事件后，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清除林彪集团的影响，挽回受其破坏造成的政治和经济损失，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稳定正在恢复的社会政治秩序，在许多领域发动批判极左思潮；在国务院召开的各种全国性专业会议上，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与中央分庭抗礼，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领导的罪行。这次批判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比较全面的整顿，旨在纠正认识到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到l973年底国内政治形势再次发生逆转前，那时不仅是经济工作，其他许多方面的状况都有显著好转。

    ——与“四人帮”直面斗争，精心安排邓小平接班。林彪集团被粉碎后，与“四人帮”的斗争进一步凸显出来。“四人帮”将周恩来视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最大障碍，一方面在政治上不断制造事件对周恩来进行映射攻击，另一方面，明知周恩来的癌症在扩散，却不择手段地干扰治疗。周恩来也很清楚他们昭然若揭的用心和自己的处境。因此，他乘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说起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后，采取一系列举措尽快将邓解放，调回北京安排会见毛泽东。在将邓小平作妥善安置，恢复期领导职务后，他才住院治疗。他早就对未来的领导接班问题有所考虑。邓小平刚一复出，他就对外宾说：我要你们会见一位将成为很重要的人物邓小平副总理。在住院后，“四人帮”继续制造事端，既围攻邓小平，又将矛头指向他。随着召开四届人大时间的迫近，与“四人帮”的斗争便围绕着人事安排激烈展开。他不顾病情发展，为主持开好四届人大，通过输血维持进行紧张工作。1974年底，他以重病之躯，不顾两次大手术后的虚弱，远航千里，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他对进行劝阻的大夫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这次汇报最终确定了四届人大、国务院的提名人选。在四届人大闭幕后，他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说：四届人大后的国务院，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后，经与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取代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至此，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以坚定而策略的斗争，取得了反对“四人帮”的胜利，使党、政、军大权都牢牢地掌握在老一辈革命家手中。他对外宾再次称赞邓小平说：有邓小平来代替我，就感到放心了。1975年9月，他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还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对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没有什么。我现在已经不能工作，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已经全面地负起责任来了，他很有才能。他本人由于收到“马克思的请帖”已来不及完成治乱安邦任务，但他相信邓小平能够完成。随后，邓小平尽管再次被打倒，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胜利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四、倡俭戒奢，执政清廉中国的农民革命运动，打天下时很艰苦，能廉洁自律。但一旦坐了天下，就跟封建帝王一样地腐败起来。李自成起义军打天下18年，坐天下只有42天，最为典型。因此，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提出“其兴也勃蔫”、“其亡也忽蔫”的周期律问题。建国前夕，毛泽东以李自成为鉴，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从西柏坡进北京的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还有一段传为佳话的对答。毛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