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李自成，坚持“两个务必”，勤政清廉，倡俭戒奢，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宗旨所要求的，是巩固其长期执政地位所必须的。周恩来作为共和国总理，自觉地、始终如一地、模范地做到了这一点，把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思想作风，完美地展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从而矗立起一座闪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精神风范的丰碑。不少党外人士说：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浮现出周恩来的形象。还有的说：我过去本来是信仰上帝的。上帝我们谁也没见过。我从见到的周恩来身上看到了我想往的那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是他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信共产党。许多人正是通过周恩来展示的这种精神认识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正因为这样，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才一直具有永久的、无限敬佩的伟大魅力。

    周恩来执政清廉，倡俭戒奢，有极其丰富的内涵。这里，着重论列以下三点。

    第一，勤政务实，戒慎恐惧。

    无论哪个阶级的统治集团执政都懂得，要想使统治能够长期地巩固地维持下去，“勤政”是必须的基本条件。“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这一古训，实际上反映了历代执政的共同规律。因此，中国的一些封建王朝设有“勤政殿”作为议政厅。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肩负着历史重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更需要勤政。周恩来始终铭记着党的历史责任，一生都是戒慎恐惧地勤奋工作，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谨慎认真。周密精细，举轻若重，兢兢业业。他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还说：人民的世纪到了，对人民，要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如孺子牛一样为他们做牛”，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因此，他忘我工作，勤政为国在全党是出 了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号召全党学习周恩来的亲政作风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勤政必须务实。周恩来的务实作风也是全党公认的。他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一切“马虎主义、空谈家，妄自尊大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物主义”等不良现象，认为这样下去必将误党害国。他针对那种浮夸、吹牛作风所讲的“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已成为全党学习的名言。

    第二，廉政清明，戒私奉公。

    古人云：“政者正也”，是讲为政者必须身正行直，办事公道，不以私害公。对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来说，更必须是廉政清明。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廉洁自律，戒私奉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这是根本关键。“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这同样是一条总结历代执政经验的古训。共产党的党风好不好，老百姓也是以这一条作为衡量的主要标尺。

    周恩来作为全党学习的楷模，其廉政清明，戒私奉公，是任何人都为之肃然起敬的。他为政清廉的感人事迹，也是说不尽，道不完的。他强调共产党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他呼吁领导干部，“首先是我在内的这四百零七个人（指当时国务院及其直隶机关的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像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因此，他坚决反对“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从严律已、律妻、律亲，以至于律到在一般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没有人之常情了。

    君知否：开国之初，许多人建议，应该让邓颖超在政府里担任一个部长职位。周恩来坚决不肯。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当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就混到一起了。这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我的工作，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50年代，确定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时，邓颖超被定为5级，他知道后，下压一级，改定为6级。60年代，他到杭州治病，邓颖超不放心，陪着去，其食宿费是自费按标准交纳。70年代中期，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毛泽东已批准邓颖超为酝酿中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见到名单后，却将邓颖超的提名划掉了。他和邓颖超都严守纪律。保密观念极强。邓颖超不随便进总理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钥匙，他24小时不离身，睡觉时也压在枕头底下。他们两人都是建党时期的党员和高级干部。但从来不讲党的纪律不许讲的话．不做党的纪律不许做的事。他在弥留之际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这对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战斗了几十年，并互敬互爱的革命伴侣，彼此都知道最后诀别的时刻即将降临，但他们仍然终生遵守党的纪律，把没有向对方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这样铁面无私的自律精神闻所未闻，举世罕见!历代稀有!君知否：他对亲属无任何照顾。胞弟周同宇在建国初参加工作，他特别交代有关部门，安排职位要低，工资要少，因为他是我的弟弟。在周同宇有严重胃溃疡后，他认为不能经常上班．就不应该拿全薪，让弟提前退休；弟家孩子多，由他来负担。他严格要求侄儿女以及他们的孩子，无论上学还是工作，都不准搞特殊照顾。60年代困难时期，一个侄儿在北京一所高校当老师，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有关方面把侄媳从淮安调到北京，他知道后，动员侄儿侄媳响应中央压缩城市人口号召，都回淮安工作。“文革”期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鼓励侄女去内蒙古插队当牧民。在见到侄女穿了军装成为军人后，他对侄女讲：女兵很难当．怎么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他动员侄女回到内蒙古草原当牧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