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他们把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让(简称"八互")作为相伴终身的准则，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的爱情不断升华，成为人们心目中最成功、最忠诚、最美满、最幸福的革命伴侣和生活伴侣。

    周恩来日理万机，仍无微不至地关怀邓颖超的健康。他有夜间办公的习惯，有一次，开了一天会，凌晨4点才驱车回到家。西花厅分前后院，司机将汽车滑行到前院便停下来。当工作人员抱着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轻嘘一声说："走这边。"工作人员立刻明白了，是怕惊动邓颖超，便与他蹑手蹑脚地从屋后的小道绕行。到了办公室，他才说："小超最近身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周恩来怕吵醒邓颖超经常走西厢房后面的小道的事，给外交秘书陈浩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给这条小道起名为"周恩来小道"。

    有一次会见客人，按组织上安排，邓颖超与周恩来一起见客。平时是在楼上会见客人，秘书正要做准备，总理到了，吩咐说："今天小超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小超上楼了。"事情虽小，但让人体会到关心之细微，爱情之深厚。   

    参加万隆会议时，周恩来在一个星期中只睡了l3个小时的觉，他怕邓颖超担心，回国前对秘书说："不要让小超操心，她身体不好，我睡得少，回去补上就行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经久不衰，老而弥坚。1951年，邓颖超身体不好，在杭州疗养，周恩来给她写了一封"情书"：

    超：

    昨天得到你23日的来信，说我写得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香，你如在4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我意4月中旬是时候了。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表达感情和思念的方式，有时也是十分独特、非常高雅而又有生活情趣的。l954年，周恩来到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此时，西花厅院子里海棠花已盛开。邓颖超知道周恩来非常喜欢海棠花，特意压了一枝，连同原来压好的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信中还写着："红叶一片，寄上想念。"周恩来回报邓颖超的问候，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有名的芍药花和玫瑰花。这两地相思的花和叶，后来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象征他们永不褪色爱情的工艺品。

    2．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周恩来豁达大度，有着解放全人类的广阔胸怀。他主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争取多数，"那个多数一直要包括到敌人营垒中的少数开明分子。"(《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6页)"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包括黄色工会。(《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1页)他教育党员要有"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气概，"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党外凡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他批评一些人对党外人士另眼看待，指出，党团员总是少数，"少数人自己划个圈子把自己圈起来，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叫'画地为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6-227页)他主张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时要团结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对地主，也要通过劳动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甚至对末代皇帝也要进行有效的教育和改造；不仅要团结有共同信仰的人，而且要团结有不同信仰的人；不仅要团结先进的人们，而且要团结思想落后，有各种缺点的人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周恩来立党为公，与人为善，不仅能团结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而且能团结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解放初期，有一个老部长，对他讲的正确意见不理解，不执行，还骂骂咧咧。但当周恩来得知有关方面要调离这个人，并降职使用时，明确表示"不能这样做，他想不通，可以让他继续想想，可以等待。工作变动一下可以，但不能降职。"这个老部长知道此事后，感动得大哭一场。后来这位同志去世时，周总理送去了花圈，并出席了追悼会。

    周恩来不仅能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为了党的事业，还能与曾经陷害过自己的人一同工作。抗战时期，张冲是国民党与中共联络的代表，是国民党中央执委、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CC派大将、中统重要首领，也是30年代陷害周恩来、制造"伍豪事件"的主谋。l932年2月，周恩来已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由张冲主谋伪造了一份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的笔名)，在上海各报刊载。可以说，周恩来与张冲既有公仇又有私怨。但在抗战中，张冲赞成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周恩来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不计个人恩怨，与张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由公谊而增友谊"。张冲也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多次对周恩来的工作给予真诚合作。l941年，张冲病逝，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念文章，并亲自参加了追悼会，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对张冲在团结抗日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这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恩来讲过，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2页)他完全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