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以事业为重而淡泊个人权位，始终能上能下，而且上不自傲，下不气馁(包括在受到错误的打击、排挤时也是如此)，一切都是那么坦荡、那么自然。他完全超越了自我，把个人融人了人民的事业中。因此，他的业绩、他的品格万古长青。

    3．重名誉，不重个人名位

    周恩来"立大志，不存大己"的高尚人格，还表现在他能够正确对待个人名位上，他看重品德、名誉，不重个人名位。

    周恩来青年时代就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既努力学习"做事"，又努力探索"做人"。做大事要立志"革新"，做"伟人"要立志"革心"。他很珍惜道德意义上的个人名誉，甚至把个人名誉看做是"人生第二生命"，但他反对追逐个人利益的名位，指出不能"有邀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否则或"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周恩来年谱》第l9页)。

    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组织起来，个人离开组织是微不足道的。他时时把自己看成党组织中的普通一员，在党安排的任何岗位上都竭尽全力地工作，毫不计较个人的名位。他从内心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尽的职责，都是党的领导和人民支持的结果，一切荣誉应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所以他从不宣扬自己，也不希望别人宣扬他。在重庆时，他不让《新华日报》刊登他的照片；他出国时，发现我驻外使馆挂有他的像，便恳切地让他们取下来；他坚决不同意把他在延安、淮安的故居辟为纪念馆；参观农民讲习所旧址，看到他的照片比别的教员大一些时，就要求换成小一些的，他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的像不应超过他们"；他到工厂、农村、部队视察工作时，总是再三地对随行摄影记者说："少拍我，多拍其他领导同志，多拍人民群众"等等，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他不追求个人名位的行动，是高尚品质的自然流露，是崇高人格的外化，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时，周恩来是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出头露面的事总是让别人干。他把瞿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总结性的意见。事实上，从l928年到第四次反"围剿"这一段时间内，他常常是全党工作的指导者和组织者，但他从来没有当过名义上的第一把手。红军长征时，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人多为筹码，要挟中央：如不解决"组织问题"(要求给他更大的权力)便"无法顺利灭敌"。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为了顾全大局，为团结张国焘，周恩来同毛泽东商议后，把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这与那些延揽权位、争功诿过、突出个人、甚至欺世盗名的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建国后，我国由供给制改为实行工资制时，有关部门制定了工资等级实施意见，把总理和国家副主席放在同一档内，当文件拿到周恩来那里传阅时，他把"总理"二字勾下来和副总理放在一起，在书记处成员传阅的过程中，有人把"总理"二字又勾上去，总理又勾下来，几次反复，反映出周总理不为名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第150一151页)。

    周恩来淡泊名位，却很珍惜名誉，特别是处处注重维护党的声誉。50年代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工作细则。其中提出"三保"，即医生为总理保健康，警卫保安全，秘书保工作。周恩来看后又加了一保，即："我、邓颖超同志及你们要共同保党的政治影响。"他要求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只能给党增添光彩，绝不能有损党的声誉。他终生实践了这一点。他不以权力为亲属谋取任何私利；不为家乡开后门，批任何"条子"；到学校视察工作和学生一同排队在食堂买饭就餐；到外地出差不买、也不许身边工作人员买所住宾馆或招待所卖给他们的便宜东西。需要什么，到市场去买……l966年邢台地震时，他冒着危险3次前往震区。

    有一次坐火车去，由于震区流行脑膜炎，下火车前，医生让总理吃两片抗菌素，周总理说：保健康是你的责任，但是绝不能脱离群众。周恩来到一家农户察看灾情时，见一中年妇女带了两三个孩子，丈夫不在家，家中乱糟糟的。他坐在炕上与这位农妇亲切交谈。农妇不认识他，只知是从北京来的客人，便拿起碗来倒了一碗水。医生一看，碗没有洗，上面还沾着玉米面糊糊，刚想张嘴劝总理不要喝，但看见总理瞪了自己一眼，于是没敢吭声。周恩来端起粗瓷大碗一边喝水，一边问寒问暖，亲如家人。晚上回到住地，总结一天的工作时，周恩来表扬了医生：你今天表现不错，没有干涉我的行动。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所以能取得革命胜利，还不是靠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战争年代，我们共产党人和老百姓滚在一个炕上，群众身上有多少虱子，我们身上有多少虱子。现在解放了，我当了总理了，连群众给我的水都不敢喝了，那还叫什么人民公仆？！在人民眼里我们还叫什么共产党员?!我们还如何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这是一个把群众观点、党的宗旨融入血肉，化为灵魂，把"保党的政治影响"视为义不容辞责任的共产党人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