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虽然怀着"大志"，却也带着"大己"走进革命队伍：他们"既想革命，又想做官"，"既为公又为私"。这种人当"大己"的欲望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自私自利之心便迅速膨胀，把"大己"摆在第一位，把革命事业摆在第二位，不惜以"大己"去损害"大志"，轻者消极，重者叛党而去。

    周恩来从青少年时代就注重培养自己"不私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周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远离家乡，思念亲人，常使他非常痛苦，因而他对学校和同学格外依恋，"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认定一个人不能脱离集体，不能只顾自己而生活。在作文中他曾写道：人立足于世界上，即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必须靠公众的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

    他甘于默默地做那些为公众"服役"的事情，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不图回报，"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完全是一种品行本色的自觉行为。从南开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做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周恩来在谈到立志时，明确写道："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他把这种"不私于个人"的品格完全融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遵循"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的教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立大"志"，而不存大"己"。

    2．重事业，不重个人权位

    周恩来"立大志，不存大己"，所以他重事业，不重个人权位。作为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大志，当然不能回避权力、地位问题。周恩来把权力看成实现大志的手段，看做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而不是人生追求的目标，更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

    在南开学习时，他和同班同学张瑞峰等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会员由最初二十几人，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的1／3。周恩来对"敬业乐群会"的发起和组织做的工作最多，但他却积极推荐张瑞峰担任会长，自己仅担任智育部长，后来才先后担任会长、副会长。年轻时就表现出注重干实事，淡泊个人权位的品质。

    投身革命后，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脚踏实地地为党做工作，从不在党内争权。

    当大家折服于他的才干、人品，主动把权力地位交给他时，他也要衡量衡量是否对革命有利，如果不利于革命事业，有损于他人时，他会坚推不受，更不会干那种"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事。这正是品德纯正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与资产阶级政客的区别。l931年l2月底，他由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在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的苏区中央局中，周恩来担任书记，他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泽东高。1932年7月，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没有接受。他两次向中央局提出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反复陈述："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会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l0月，在宁都会议上，许多人批评毛泽东右倾，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不同意把毛召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坚持两种办法选一，由周负指挥战争全责，毛留前方助理；或由毛指挥，周监督。可以看出，这两种办法都是为了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发挥他的长处。

    而当周恩来认为别人在自己的领导位置上对革命事业更为有利时，就自觉自愿地让位于他人。遵义会议主要是纠正"左"倾军事路线。会上博古发言，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他们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与李德发生了多次争论，因而被召回后方，一度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他在发言中并未为自己开脱，也不像博古那样掩盖错误，而是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且严于律己，主动承担责任，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而且他还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又成立三人军事指小组，周恩来是组长。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从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地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对于保证毛泽东对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性大转折，起了特殊作用。从那时起，周恩来一直把毛泽东当作领导者，自己心甘情愿地做毛泽东的助手，与之默契配合，全心全意支持和帮助毛泽东工作。一直到建国后，他都是毛泽东最得力的不可缺少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