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要努力改正缺点和错误，不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根本目的是检验政府工作的成败得失，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因此，作为党和政府的干部不仅要勇于承认错误，更要勇于改正错误。周恩来在这方面也身先士卒。他对自己已有的意见和看法，一旦发现不全面或不正确时，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立刻修正。l970年，有关部门曾就一个生产项目事宜，上报总理，总理同意了，但后来根据外界反映，这个生产项目不该搞。在一次会上，这个部门的领导同志把有关反映向总理作了汇报，但碍于总理已经批准了这项生产任务，也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在一旁的秘书纪东看出了部门领导同志的矛盾心理，便附在总理耳边说：“总理，你曾批准了这个生产项目。”总理马上领悟了大家的意思，便说，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在对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问题上，周恩来非常重视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主张“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可以说，周恩来是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人中透明度最大，自我批评最多的人。他从不文过饰非，从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不仅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而且一旦发现别人犯了严重的错误他都要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连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认为，“周恩来的精细的自我批评则是一种成熟的自信心的证明。”建国前夕，周恩来曾自我评价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据周恩来的秘书常韦介绍，周恩来每遇到问题，即使是别人的错误，也总是先做自我批评，先检讨、承担责任，而不是推诿，连毛主席都说：“什么事情你都揽到自己身上。”周恩来多次告诫各级领导，对于出现的错误，不要一味强调外在原因，找借口，应该先从主观上找原因。针对大炼钢铁周恩来说：“这还不是自己的错误?当然，有外在的因素，但外在的因素不能成为借口，还是我们不冷静。”

    根除腐败必须综合治理

    周恩来重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广泛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其根本目的之一是要使我们的人民政府永远清正康洁，杜绝腐败现象。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建立健全新中国的监督制度以外，尚必须综合治理，从外部要健全法制，惩治腐败分子，从内部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尤其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作出榜样。

    1．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国家公职人员真正做到为政清廉  
 
    周恩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周恩来尤其强调指出：“我特别提出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他指出：“这是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要有长期奋斗的决心。”

    对于过亲属关，周恩来指出：“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他运用历史的经验深刻指出：“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象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的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周恩来把生活关分为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于物质生活，周恩来认为，“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对于精神生活，周恩来要求每一个干部都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周恩来指出，过“五关”对于每一位领导干部都非常重要，“对个人来说，这‘五关’不是一次就能过了的，而是长期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

    周恩来关于干部过好“五关”的理论对于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现象，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如果每一位公职人员都能够严格地奉守社会主义行政道德规范，在思想、政治、社会、亲属、生活等方面严格自律，从自身内部严格地约束自己，就能够有效地防止党和政府内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永远保持廉洁从政，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2．加强法制建设，切实查处、惩治腐败分子，来强化反腐败工作

    周恩来认为，法制建设对于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切实推进廉政，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必须加强立法工作和革命的法制，通过法律手段惩治腐败分子。1952年2月河北省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周恩来亲自过问了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表明了周恩来高度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推进廉政建设。

    周恩来很重视廉政制度建设。1956年，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尖锐地指出：“我们领导者的生活和工作制度有些特殊化和官僚化。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建设中时常注意这些问题。”在这一基本思想的推动下，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若干防止国家领导干部牛活水平特殊化的规定。

    3．以身垂范，做为政清廉的表率

    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周恩来认为，领导干部首先要成为为政清廉的表率。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在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躬行，用自己廉洁奉公的行为来带动广大政府工作人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人民政府的廉洁形象。在他几十年的任职期间，从没有用公款为私情请过一次客，从没有搞过超出规定的特殊化，从没有因为亲属关系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和规定，也没有收受过任何礼物。就连他的家乡淮安父老送来的一点土产也是如数付钱，并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寄给当时的中共淮安县委，以示规范。他的廉政事迹有口皆碑，他的廉政风范浩然长存。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周恩来勤勉廉洁的一会团体和人民群众。党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批评监督，应该虚心听垂范，为新中国监督制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廉政建设方面，周恩来不仅把健全监督制度作为推进廉洁政府的一个重要手段，还特别提出了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从自身做起，在实践中起到了表率作用。周恩来把廉政和监督作为目的和手段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他认为，象“三反”这样的廉政举措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大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发动群众、依靠多方面监督的结果。周恩来关于监督和廉政建设的思想实践，是其行政管理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建立监督制度与树立廉洁政府形象，作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政府取信于民，巩固政权的大事，并且为之奋斗终生。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市场经济形势下对反腐败重要性的认识，对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制度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见《周恩来行政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