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地方对中央的监督，是周恩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这一客观现实而提出来的极为宝贵的行政监督思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掌握了国家行政权力，国家权力集中行使，这是必然的，但“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周恩来特别提醒大家，“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但同时也会出现副作用，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因此，周恩来把接受下级的监督，作为克服官僚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来抓。他告诫说：“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求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以及省、地、县、区的各级领导，思想上一定要警惕，要接触实际，接触群众。”

    3．坚持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坚持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是周恩来一贯的战略思想。建国初期，民主党派中曾产生两种倾向。一些进步朋友主张把民主党派变成纯粹进步分子组织，甚至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救国任务已经完成，应当解散组织。也有一些朋友向往西方的政党制度，主张民主党派应当排斥进步分子，成为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周恩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对这两种倾向进行了说服工作。他说，中国的民主党派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在其内部关系上有阶级联盟的性质，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指出：“一个政党总是有阶级性的。但是认为一个政党只能由单一阶级成分所组成，这在中国是不够的。”他严肃指出：“在今天，如果搞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势必走欧美资产阶级的道路：垄断市场，向外侵略，反对共产党。但是这条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是不被许可的。因此中国的民主党派只能是承认《共同纲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的必然。”对从“左”的方面否定民主党派存在的观点，周恩来同样进行了说服工作，他说：“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中是有贡献的，不论民盟或其他民主党派都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其实，“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中国的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他还提醒大家，“当然，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他反问道：“既然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这是说不出道理的。”

    结论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各民主党派共存下去、合作下去，而且这种共存与合作是长期的。周恩来说，如果想共产党多活几年，其他党派少活几年，那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因为，这些民主党派还会有发展，还会有一部分人愿意参加，而这些党派的成员又很努力工作，大家团结在一起，只是思想上有些不同意见，那么，就没有理由说谁先结束，谁后结束。”这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合作、一心为国的坚强决心和愿望。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就可以起到互相监督作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相互关系的方针。当然，这一方针“必须由共产党提出，而且必须要共产党真正做到。因为我们党不提，别的党派不好提；我们提了，大家就心安了。”诚然，互相监督，各民主党派要接受共产党的监督，但最主要的是“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因为共产党是领导的党，它过去搞革命，为革命而奋斗，为人民立了功，人民拥护它，欢迎它。正是因为这样，也就带来了一个不利方面。”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取得了全国政权，就带来了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别野心家，背叛群众。周恩来告诫人们：“这方面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警惕。”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由谁监督?当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首先要接受共产党的监督，同时也要求接受其他民主党派监督。在谈到民主党派监督的作用时，周恩来指出：“各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方面不同，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有利的。”他举例说，比如民革，它就是跟原国民党出身的，曾经当过政的一些人有联系，不管是上层的、中层的或下层的意见，它都可以听到。又如民盟，它在知识分子圈里可以听到更多的意见。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有一次我来杭州，回去时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尽管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他认为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再如九三学社联系的科学家比较多，民建联系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比较多，民进联系的中小学教员比较多。总之，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对象和特点。由于成分来源的不同，人们的思想动态也不同。比如工商业者在一起，总是可以把工商业者的心里话多说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一起，可以谈他们心灵深处的话。而这些正是共产党不大容易听到的。周恩来已经感觉到，我党执政后，由于处于领导者地位，所能听到的真话和不同意见也少了。他十分惋惜地说：“我也有一些党外朋友，而且过去很熟，我总希望通过他们知道一些不同意见。可是他们到了我面前，就是愿意说，也要保留几分。因为他知道我是共产党的负责人，说话总不免要考虑考虑。甚至我的弟弟，他的心里话也不都跟我说。”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必然反映。而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则是十分危险的，“这样做必然会使我们耳目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造成决策失误。“所以，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只要还有党派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求大同存小异，这并没有坏处。”“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只要有一个共产党，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的思想观念，认为那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实现民主党派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监督，就可以促使我们的党和政府“做起事来总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谨小慎微固然不好，但是胆子太大了也不好。胆子太大了就容易产生盲目武断，出现偏差。而有了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才能使党和政府的决策更全面，更切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