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在经济体制初步探索的基础上，指出了当时分配体制上劳保福利比例过高所造成的弊端。劳保福利过高是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和职工家属大量进城的原因之一。同时，“助长了职工对国家的依赖心理，要求‘一切由国家包下来’，而不能鼓励职工群众克勤克俭、互助友爱、依靠自己力量和集体力量克服困难的精神。”特别是公费医疗和住宅方面的福利，弊端尤为严重。

    (二)提出解决就业、工资和福利问题的主张

    第一，关于劳动就业问题。首先周恩来联系人口问题分析了劳动就业安排的困难。解放以来，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国家救济工作的进行、和平的生活环境等四种因素在起作用，我国人口增长很快。1957年人口数由1952年的57400多万增长到64000多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城市新增的青年劳动力中包括大学、中专毕业生和青年学徒在内，需要就业的将有600多万人。而往后需要安排就业的人越来越多。“对于我国人口的这一发展趋势，必须有充分认识，才不致缺乏预见。”其次，要解决劳动就业的困难，长远的和根本的方略是注意解决人口过速增长和工农业落后、生活资料增长较慢的矛盾，物质资料生产的有计划性和人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实行计划生育。“我们的国家不要忧愁l0万万，这是在20世纪可以看到的。所以，一条就是怎么样有计划的生育，使我们的增长不要那么快，这是中心问题。”为了抑制人口的过速增长，周恩来重申他在1955年和1956年多次强调的晚婚和节育的主张。如何实现晚婚和节育?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的途径大抵有三个方面：一是对青年就业人员实行低工资，以工资等经济手段导向晚婚。二是各级领导和各类组织都要重视计划生育，向广大群众开展计划生育的教育。周恩来对大会代表说：“这件事情要拜托大家，向在座的拜托拜托，要很好地教育群众。”三是引导群众采取节育避孕的措施，破除羞谈避孕的风俗习气。再次，必须从现有的农业基础，从提高办事效率和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来考虑劳动就业的具体安排。当时我国城乡人口的构成，城镇人口9200多万人，农村人口54800多万人。城镇人口比例为14.4％，农村人口比例为85．6％。在我国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发展不能过快，城镇就业人数不能增加过多，城镇人口比例不能过高，否则，农业背不起，还要退下来。扩大城市就业面，必须尽量避免妨碍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提高的不利途径。周恩来提出通过退休制度、新学徒制度、扩大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组织废品利用和旧物回收、提倡妇女参加家务劳动等途径来扩大城市就业门路。

    第二，关于职工工资问题。周恩来从我国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针对1956年工资增长过多过快所引起的弊端，主张“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首先，工资水平的确定不能脱离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不能脱离农业基础，必须同国民收入物质构成中的消费品数量相适应，“不能单纯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而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其次，在职工内部要反对两种偏向，既要反对违反按劳付酬原则的平均主义，又要反对在工资待遇上的高低过分悬殊的现象。在反对平均主义方面，周恩来特别强调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收入区别。“不加区别地对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实行一样的工资待遇。如果这样做，不仅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积极性，反而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不利于发展生产和改进工作。”

    第三，关于劳保福利问题。周恩来主张调整过高和不合理的福利待遇，克服一切由国家包下来的错误倾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周恩来向全会提出了公费医疗和房租的改革主张。在公费医疗改革方面，周恩来主张“私人诊所，不宜过早过急合营、联营”。主张“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少量收费(门诊、住院和药品)，取消一切陋规，减少国家补贴”。在房租改革方面，周恩来说：“必须适当地提高职工住公房的收费标准。租金一般地应该包括折旧、维护、管理三项费用。”“对住民房的职工房租补贴，也应该采取措施，逐步取消。”另外，在工资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关系方面，周恩来主张“在提高工资水平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直接工资的比重，适当减少附加工资和福利补贴的比重”。这体现了周恩来赞同采取货币工资制度，尽量缩小供给制成分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