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住房商品化问题

    50年代周恩来对住房问题的探索中，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管好房地产是管理好城市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要管好城市房地产，必须抛弃战时的供给制，实行工资制，贯彻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任何人住房子都要交付租金，房租要同房屋的折旧、维护、管理费相等。尽管周恩来是从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上，从坚持货币工资制和反对实物供给制的角度上指出住房问题上的等价交换原则，并没有提出生产商品性住房和公房的买卖问题，但他的思路却是通向住房商品化的一个纽结点。可以想象，如果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实行公房房租同房屋的折旧、维护、管理费相等的房租原则，就不至于造成拖累至今、积重难返的住房问题。

    遗憾的是，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因反冒进不断受到指责和批评，并被迫在中央南宁会议、中央成都会议上多次检讨，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及以前对住房问题的探索被中断了。“大跃进”中供给制的分配方式和扩大社会福利被看成是共产主义，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收取公房房租的主张化为泡影。“文化大革命”中，工资制、按劳分配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收取公房房租的主张，也因具有“资产阶级法权”的嫌疑而被束之高阁。

    改革、开放中产生了住房商品化的新思路。但由于住房问题难点太多、积压甚久，住房商品化的实行举步维艰。重温周恩来关于公房房租要同房屋的折旧、维护、管理费相等的思想，对当前的住房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如果全国普遍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收取公房房租，自然会促进职工购买房屋，实现住房商品化。相反，在全国普遍存在福利性低房租制下，住房商品化只能是一个空中楼阁。如果在低房租制基础上，又弄虚作假，低价出卖公房，这实质上是一种新的“共产风”。

    二、对工资问题的探索

    周恩来根据反冒进的正确认识，对当时劳动就业、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方面的积弊的认识和主张，集中反映在1957年9月他向八届三中全会作的《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中。但是，“大跃进”和批判反冒进使这些有价值的主张受到了冲击和排斥。

    (一)就业、工资和福利方面的积弊

    党的八大前后，周恩来多次指出l953年和l956年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八大会议上，周恩来批评l956年计划“没有很好地对于基本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因而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同时，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也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经济建设上的冒进，不仅集中表现在建设规模同国力不适应、同财政不平衡上面，而且还具体表现在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工资的增长、劳保福利的提高严重脱离了农业基础、脱离了实际。

    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指出了城镇就业、工资、劳保福利增长过快的问题。第一，在劳动就业上，“出路主要放在城市、机关、企业、事业，没有强调面向农村山区，参加农林业生产。”“特别是l956年新增的人员超过计划l46万人，因而造成相当严重的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业职工过多，脱离了农业基础，内部构成也不合理，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当时我国工矿企业非生产人员一般地达到全员的20％--30％，甚至还有达到40％以上的，影响了职工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的提高。第二，在职工工资方面，同基本建设l953年小冒了一下、1956年大冒了一下一样，“l953年和l956年工资增长比较快。”“1956年对部分人员的工资标准规定得高了一些，升级面宽了一些，特别是由于新增职工人数过多，因而工资总额增长过多，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开支和市场消费资料供应的紧张。”同时，影响农民盲目流入城市。青年一就业，工资过高，不仅增加购买力，刺激物价，而且促使青年人早婚，不利于计划生育。第三，在职工劳保福利方面，“主要缺点是走得快了一些，办得多了一些，与我国人口多、底子穷、广大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不相适应。”l956年北京38个中央企业的附加工资和各项福利费支出，平均为工资总额的24．8％，个别企业如石景山发电厂达到40％。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受过去战时体制的影响，我国继续实行了一段时间的供给制。1955年下半年开始实行货币工资制，但供给制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八大前后，周恩来对我国应该实行怎样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对集权和分权、公有制经济主导下的私有经济、分配体制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