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解放前，时传祥从山东老家逃荒要饭来到北京，靠掏大粪养家糊口，受尽人间的苦难和折磨。解放后，他在平凡的掏粪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过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热情地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和他共进晚餐，鼓励他为人们多做工作，多做贡献。这一切，使时传祥感到新社会的幸福，新生活的甜美，他觉得很开心，很惬意。

    但是，谁能料到，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掏粪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林彪、“四人帮”一伙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借口他和刘少奇握过手，照过像，就给他戴上了“工贼”、“粪霸”的帽子，打成了反革命，遣送回乡，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周恩来后来详细了解了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怒不可遏，指示北京市公用局党委书记立即派人把时传祥请回北京，给他平反，为他治病。

    时传祥回到北京时，嘴巴不能说话了，但他常常久久地凝视着周恩来的画像，把“总理非常关心你的病情，派我们来接你来了”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候，他念着念着，禁不住眼眶潮了，感激的泪水，不断线地沿着他的双颊涌流。

    周恩来拥有许许多多工人朋友，也拥有许许多多农民朋友。无论是大寨还是邢台，无论是延安还是邯郸……都有他的农民朋友，都有他和农民朋友的深厚友情。这里所说的就是其中的一个。1961年3月，由于连续3年的“大跃进”，加上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严重泛滥，致使国民经济陷入全面比例失调的困境。特别在农业方面，困难更大一些，城乡人民吃饭穿衣的最低限度需要量也难以维持。这年四五月间，周恩来亲自到河北邯郸武安县伯延公社，同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谈话，开座谈会，与群众交朋友。

    有一天，周恩来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快50岁的社员张二廷也参加了。这个社员老实巴交，实在得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忖：张二廷是老实人，说老实话，这正符合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啊!

    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又来到张二廷的家里。一进屋，往炕头上一坐就拉开了家常，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张二廷见国家总理没有一点官架子，和老百姓平起平坐，而且还那么和蔼可亲，心里就感到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种亲切感，张二廷便坦诚地说出了当地严重的灾情和农村公共食堂、评工记分方面的严重问题，要求解散食堂，回家做饭；不赞成供给制，要求恢复高级社评工计分的办法。最后，张二廷两眼含着泪花说：“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张二廷的话就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周恩来的心潭里，溅起了波澜，引起了他深深的思索。   

    几天的接触和交谈，周恩来喜欢上了这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张二廷也非常喜欢这个知心的好总理，他们真心实意地交上了朋友。

    离开伯延村前夕，周恩来当着地委领导干部的面称赞了这个敢说真话的张二廷，同时批评个别地委干部说：“你怎么能说这个农民是落后分子呢?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只有他把我们看作是他自己的人时，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最一针见血的话。”从那以后，由于工作忙，周恩来没有机会再到伯延村来，就每年派人到伯延村看望张二廷，一连五年，年年如此，使张二廷深受感动。

    第六年，也就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二个年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周恩来再也顾不上派人来看望张二廷了。“人菲草木，孰能无情。”张二廷虽然见不着周恩来派来的人，却常常朝北京的方向望着、望着，念叨着“老周”这位知心的朋友，默默地祝愿敬爱的周总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周恩来一生极为乐意与普通工人、农民交朋友，也极为诚恳地和广大知识分子交朋友，并且视为“知心”，视为“至交”。在这些朋友中，有作家、教授、记者、科学家、艺术家，这些人也许还包括具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和留学生。他了解他们，尊重他们，关心他们。1956年，周恩来依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形势的迅速发展，几年来知识界所发生的根本变化，中共党内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以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情况，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大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列举雄辩的事实说明“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重新肯定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月底，他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这个问题，他指出，“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这两次讲话，从根本上恢复了l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在一定时间内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尽可能地减少浩劫的风暴给广大知识分子造成的危害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他亲自起草了对郭沫若等知识界人士应予保护的名单，从而保护了大批知识分子。这一点，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体会得最深刻。

    华罗庚，l910年生，江苏金坛人，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数学家。1970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日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70年3月4日，当周恩来看到华罗庚要求追查被盗手稿的来信后，立即给国务院直属机关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和周恩来派到科学院的联络员批示：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有他的文物，请西尧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后告我。”

    听到这些批示，已到花甲之年的华罗庚，不禁激动得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他忘不了自己早年沉浮海外，是周恩来总理悉心关怀，帮助他回到祖国怀抱；他忘不了周恩来总理多次召见，承教诲，鼓士气，为自己在科学道路上迈进指明前进方向。而今，当狂风暴雨向他袭来时，又是周恩来总理伸出了友情的巨手，挡住了无情的风暴，使他那希望的灯火不被陡然而起的暴风吹灭。人不是无情物，所以华罗庚万分感激周恩来。他再也坐不住了。飞雪过去，春天来临。雪融冰消的l972年，华罗庚饱含着爱国热情和对周恩来的感激之情，带领他的“统筹法”、“优选法”小分队，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不懈地传播他创造的现代化管理方法。推广应用“双法”，在生产实践中收到了显著效果。几十年来，周恩来就是这样尊重、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的。闻名世界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曾无限深情地回忆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总理一直和知识分子交朋友，他也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一方面，我们对周总理很尊敬，很爱戴；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可以无话不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周总理懂得知识的真正价值，非常珍惜它。他尊重知识分子，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尤其是逆耳之言，时刻关心他们的疾苦。这样，他和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必然地会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周恩来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犹如滔滔江河，可他从不居功自傲。他身居要职，地位显赫，但他从不高高在上。他总是尊重别人，善解人意，总是对人温和挚诚，体贴入微，总是喜欢和人民群众交朋友，也善于和人民群众交朋友。他把和人民群众广交朋友作为接触群众，了解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方面，作为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因而，他能够从各个方面体贴人民群众的愿望，也能够集中人民群众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智慧。

    这便是周恩来!这便是周恩来的魅力!

    有了这个魅力，人民群众才对他五体投地，心悦诚服地跟着他走，走得愉快，走得高兴，服服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