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这种大勇和大度，同样表现在他对张权其人上。张权解放前到美国学习音乐，在名师的指导下，靠辛勤努力成为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1951年10月张权回国后，在北京举行首场音乐会，获得圆满成功，周恩来赞扬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并预祝她取得更大成功。以后，张权更加勤奋地工作，歌唱生涯已达鼎盛时期。不料，在1957年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中，因为她曾写文章批评领导未按艺术规律管理歌剧院，并且就此提了一些颇为中肯的意见，就被认为是歪曲“党的路线方针”，戴上了“右派”帽子，受尽痛苦和磨难。后来，周恩来听说了张权的遭遇，他认为，张权对剧院工作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应当允许人家提出不同意见，而不应借此无限上纲，进行打击报复。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周恩来很快指示有关人员专门研究了她的问题，为她摘去了“右派”帽子。“l962年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张权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张权在旧友的一再推举下，走上了小舞台，激动地亮开歌喉，演唱了自己最喜爱的民歌《绣荷包》。这是她因遭受不幸离开北京几年后在首都的第一次演出。由于她在困难的日子里仍然坚持练声，所以此时她的歌喉婉转动人，一如既往。当她唱到最后一句歌词时，周恩来走近了小舞台。当最后一个音节唱完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大厅。周恩来一面鼓掌，一面热情地招呼张权，握着她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一句话使张权的泪水夺眶而出。总理的话像一股暖流，消融了张权心河里的坚冰，怎不让她悲喜交集……“这年11月间，张权再次应邀到北京举行音乐会。有一回，正当她唱完第二支歌，欠身向观众致谢时，周恩来从观众席上站起来。大家的目光全集中到了周恩来身上。只见他端着一杯茶走向舞台，递给歌唱家。作为党和政府领导人，周恩来的这个特殊表示，意在医治一位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艺术家的心灵创伤。”这件事，在首都文艺界影响很大，许多人从周恩来身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是完全可以依赖的，从而增强了他们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周恩来还主张，一个有度量和勇气的领导要敢于交犯过错误甚至反对、镇压过革命后来又转向革命阵营的人为朋友，不用怕冒“划不清界限”的风险而与这些人交往。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中，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早期学生。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除了畅叙师生之谊外，还严肃地教育他们应如何继续学习，努力进步，使他们倍感亲切和坦诚，觉得“真正迈进了新生之路的第一步”。后来，这批人多数有了真正的进步，不少人移居国外，虽遇到各种威胁利诱，却义无反顾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新中国。对于为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即使他历史上曾经有很大的污点，周恩来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给以应有的评价。杨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早年寻求救国道路，两度留学日本。他一直主张君宪救国，回国后被清政府以四品堂擢用，参预立宪活动。辛亥革命后，杨度仰承袁世凯的旨意，发起“筹安会”，以筹一国之治国安邦为名，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于是被史书列入“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成为著名的“洪宪余孽”。但是，杨度后来走出旧营垒加入革命行列，做了一些晦而不彰的好事。如促成孙中山和黄兴合作，帮助孙中山在讨伐陈炯明叛变中度过难关，积极营救被捕的李大钊及其他革命者等等。根据这些，周恩来从历史的高度看问题，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评价杨度。他认为，杨度曾经逆历史潮流而动，进入迷途，但他善于补过，晚节可风，这是应该肯定的。周恩来在逝世前几个月，还专门嘱咐有关同志在《辞海》上介绍杨度这一人物时，要说明此人晚年立场转变，曾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无不叹服周恩来的宏伟气魄，就连许多海外侨胞也不能不为之折服。

    周恩来以海纳百川的博大风度，寻找与各类国家，包括有过“宿怨”的国家的共同点。他认为，虽然各国的情况不同，有的在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大相径庭，但是，也绝不是说没有求同的基础。

    我们需要和平，我们需要朋友。但是，诚如周恩来所说：“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不相同，很难一致起来。”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去“找共同点”，“争取和平合作”。   

    正是基于这种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处理国家关系的思想，l955年4月，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大家先“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然后“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认为，虽然亚非国家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但“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然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很显然，这就是求同的基础。周恩来肯定了这个基础，并在亚非会议上倡导了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以高度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的外交艺术，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以“十条”的形式写入亚非会议决议。周恩来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起，就主张“处境大致相同的亚非国家”，应在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起示范作用”。“为此，首先要使亚洲国家对我们放心，愿意和我们和平共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他主持制定了华侨不得参与当地政治活动，应该遵守所在国家法令和政策，并通过签订一系列条约、协定、联合声明，解决了我国同大部分邻国的边界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安定了周边环境，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崭新局面。事实证明，这种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在加强亚非人民的团结，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发挥着很大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亚非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