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统一战线中的每个个人，周恩来同样都是患难与共，坦诚相待。皖南事变以后，周恩来亲自部署党组织不惜任何代价保护、抢救处于危难中的知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朋友。他设法把郭沫若、何香凝、章伯钧、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一大批人安顿在香港。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香港，又把他们从香港接回来。打内战时把他们送走，全国解放了又把他们接到北京，共商国家大事。这一大批知识界朋友，就是这样通过周恩来的形象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人对共产党由疑惧到信赖，由疏远到亲近，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到参加民主运动，进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周恩来对民主人士以诚相待、真诚尊重，他自己也在民主人士中受到极大的尊重与爱戴，不少人“闻其风而悦之”。茅盾就说过：“周恩来真是一个卓越的领导人，他和文化界、新闻界的爱国人士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到欣慰，受到鼓舞。”周恩来团结、关心和爱护民主人士的事例比比皆是，使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朋友们牢记终生，难以忘却。抗战胜利后，民主战士闻一多、李公仆在昆明被特务暗杀，周恩来闻讯后痛心疾首，不仅严厉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径，而且专门致电党中央，提议今后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对他们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当时，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当他在监狱中度过60大寿时，周恩来等联名书写寿联相赠：“桃李增华坐帐无鹤，书琴作伴支床有龟”，以表达我们党对进步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赞扬之情。之后，周恩来与各界人士又为之积极奔走，大力营救。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马寅初软禁起来，不准任公职，不准教书，不准讲演和发表文章。马寅初因此而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对马寅初的文章予以全部接受，不论发表与否，都一律致送最高稿酬。解放以后，马寅初任北京大学校长。l957年发表《新人口论》的专论，由此遭到不点名的批判。有人主张干脆把他划成“右派分子”。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许涤新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周恩来极力保护，才得幸免。1972年，90高龄的马寅初得了直肠癌，周恩来亲自批准从天津请来三位大夫，为马寅初成功地做了手术，使其基本康复。1975年春节期间，患了癌症而且病势日重的周恩来，还派他身边的两位保健医生专程到马寅初家，看望马寅初。望着两位医生，回忆着数十年的交往，马寅初不由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出三句话：“周总理了不起，真了不起，他无私!”

    周恩来说：“我们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应该在干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作有大勇。”

    周恩来反对党和政府内部那种或因“孤芳自赏”而不愿，或怕“界限不清”而不敢与党外人士、不同意见的人士交往的倾向。他说，“我们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作有大勇。”周恩来正是以这样的气概，这样的大勇来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他既善于团结进步人士，又敢于团结那些曾经与我们有过“宿怨”、政治倾向和世界观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   

    周恩来历来主张：“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长期以来，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当权派张治中和冯玉祥等人有较多的工作接触，并与他们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张治中是国民党著名的高级将领，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之列。1924年，他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相识，从此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周恩来对他做了很多工作，使他在思想感情上更加靠近中国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同我党进行过多次谈判。l945年秋，他亲自接送毛泽东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l946年春，又一次同马歇尔、周恩来到延安。张治中三上延安，已成为历史佳话。l945年冬，张治中奉命入疆，周恩来在他临行之前，面托他设法营救被盛世才关押在迪化监狱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张治中慨然承诺。一批共产党人得以在内战重开前夕获释，安返延安。1949年和谈失败以后，张治中毅然留在北平，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致电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冯玉祥是国民党的主战派，这是说，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抗战，不愿把锦绣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九一八”事变后，他很欣赏中共振奋全民族抗战精神的见解，与中共有了联系，在武汉期间又与周恩来相识，两人初见，很谈得来，冯玉祥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1938年2月，周恩来登门拜访冯玉祥，向他介绍中共的实行全面抗战的主张，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和持久抗战条件，同时听取他对时局的看法。通过开诚交谈，冯玉祥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拥护中共抗战主张。随后，冯玉祥邀请中共代表团人员给他的办公室人员讲课，作报告。一系列的联谊交往，促进了冯玉祥在思想和行动上进一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促使他支持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以后，他成为力主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代表。

    对于曾经与我们有过“宿怨”或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周恩来主张要有勇气抛弃前嫌，“要善于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一切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扩大矛盾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周恩来这样说，也这样做。胡康民在《周恩来的统战风格》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抗战时期，国民党与中共的联络代表张冲，早年反共，曾经采取阴险毒辣手段诬陷过周恩来。周恩来与张冲既有公仇又有私怨。但在抗战中，张冲坚决赞成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为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与张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由公谊而增友谊”，也不因两党关系一时恶化而疏其关系。张冲置顽固派的攻击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皖南事变”后，张冲曾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张冲极力弥合国共裂痕，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l941年11月，张冲病逝，周恩来深为哀悼，在《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亲自参加追悼会，并致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对张冲在团结抗战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共产党人这种力促团结，一心抗日的精神，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