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相联系，周恩来强调对那些政治意识形态极端对立，或者有过“宿怨”的国家，我们也要注意同那里的人民开展友好往来，这将会促进官方友好关系的建立。我国人民与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周恩来响亮地回答：有的。那就是即使国家之间处于对峙状态，人民的心也总是相通的。以中国和日本为例，两国在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大相径庭，而且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当时两国的国家关系十分紧张。但是，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两国人民又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和传统友谊，因而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人民也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这两者就是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基本条件。因此周恩来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作了精辟的论述：从开展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从增加人民交往开始，从增进民间团体协商来打开中日关系。只要人民互相来往通商、友好合作，日本人民的大多数就会认识到中日之间恢复邦交首先对日本人民有利，对中国人民也有益，从而推动了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周恩来这种寄希望于日本人民，与日本人民广交朋友的鲜明态度，促使中日双方的民间友好往来逐步地开展起来。

    1952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邀请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三位日本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并签订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从此，中日民间贸易渠道畅通，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打开了。紧接着，l953年10月，l955年3月，第二、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又相继产生。与此同时，中日两国人民团体之间还签订了渔业、科学、铁路等方面的协议。这些协议大部分都实现了，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日民间除签订各项协议外，还做了许多促进中日友好的事情。如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会共同搜集中国在日本殉难烈士的遗骨，并将他们的骨灰护送回中国，同时还协助数百名华侨回中国，以示对侵略中国的忏悔和对中国的友好。中国方面也为发展中日友好作出了种种努力，先后帮助3万名日本侨民重返祖国与亲人团聚；允许日本船停泊天津、上海两海岸，为发展中日贸易提供方便条件；邀请日本各界人士访问中国，同时还派遣友好访问日本，以彼此沟通思想，增进相互了解。至于周恩来自己更是善于打破各种隔阂，广泛结交朋友。l962年9月，周恩来再次邀请日本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访问中国。1964年10月，日本女子乒乓球队教练、前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松崎君代重访中国，她和其他一些著名中、日乒乓球运动员应邀到周恩来家吃饭。两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先后接见高琦达之助、竹山佑太郎、野田村夫、松本俊一、冈崎嘉平太等许多日本朋友。他认为这种友好交往可以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就照国民外交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民间要做的事情都做好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我看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到那个时候，只剩下中国总理、外长和鸠山首相、金光外相喝香槟酒了。”中日建交后，日本的一位政治家来访，对我陪同人员说：“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有那么多朋友，得到那么多人的尊重。”的确，周恩来一生为中国人民结交了许多日本朋友和世界各国朋友，他们为增进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外国朋友们觉得中国人民可敬可亲，愿意交往，更觉得周恩来可敬可亲，乐意接近。在他逝世后，全日本、全世界向他致敬，几乎所有国家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都为他的逝世发表了沉痛哀悼的声明和谈话，许多国家下半旗致哀，联合国不仅下半旗，而且同时没有升起所有会员国的国旗，这在这个世界组织中是极为罕见的事情。世界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噩耗，有的整版套上黑框，新闻界宣称：“全世界都哀悼他的去世，因为他是一个罕有的受人爱戴的人。”他“赢得了他的朋友和敌人的尊敬。”

    周恩来认为，按照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要求，我们必须尊重、照顾国际友人的个性。他指出，不同的个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个性都是不同的；求同并不是要抹煞个性，扼制个性的发展，而是在承认个性发展前提下的求同。这可以说是求同存异的精辟见解。周恩来不折不扣地实践了他的精辟见解。他在处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总是显示出一种雍容大度，持礼有致的风格，尊重人家的个性，不拿我们的个性要求人家接受，因而他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这种尊重人家的个性的具体情况，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了。1961年9月，英国退役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9月7日，豪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即：第一，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周恩来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但是，蒙哥马利在洛阳访问时，当地为他准备的文艺演出他不看，散步时闯进一家小剧院，当时该剧院正在演《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中间休息他退了场，回到宾馆，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熊向晖对他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熊向晖告诉他，现在解放军还有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钦佩，不知道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熊向晖就驳斥他说，英国女王也是女的，按照英国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弄得蒙哥马利无言以对，显得很窘迫。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严肃地批评了熊向晖，说：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么多年外交工作，还不知道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事后，周恩来专门了解了蒙哥马利的文艺爱好，知道他喜欢看杂技和口技，于是从文件柜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折子戏《木兰从军》。周恩来对熊向晖说，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周恩来马上打电话给俞沛文，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这不仅对蒙哥马利个人，也是对他所代表的民族和国家个性的尊重。这使蒙哥马利十分满意。1962年，蒙哥马利的《三大洲》一书出版，书中大量叙述了他访华的见闻和观感，强调指出：“从长远看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这符合人类总的利益，有助于缔造一切国家的普通人民深切希望的和平世界。”在这本书中，他还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抢椅子》的演出情景。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说：“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我们要团结大多数人，为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善于听取各方面、各阶层和各民主党派的各种意见，尤其要重视反面和批评意见，要允许和提倡争辩。周恩来不仅这样主张，而且十分赞赏倾听不同意见，并多次称赞李世民能听取魏征的反对意见。l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在福建省小组讨论会上，周恩来说：“这几年，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