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周恩来说：“我难啊!我难的何止是面对林彪一个。”他还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文革’要使我少活十年。”他强支病体，始终坚持着，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作好了安排，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全国人民对他的理解、信仰和爱戴达到了顶点。

    所以，周恩来逝世，人民哀痛欲绝。北京几十里长街几百万人的泪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这一方面是周恩来的卓著功绩，昭如日月，碑在人心；另一方面，也是当此国脉欲断的时候，周恩来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希望之所系。擎天柱折，大家为国家民族的危殆而哀伤。哀伤化为愤怒时，就爆发了后来的四五运动。

    从上可知，建国后的26年，是很不平静的26年，国家曾两度濒临危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赖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挽救危局，才维系了国家，还使国家的工作仍有发展。这功绩，应当首推周恩来。

    当然，周恩来还不只是第二个时期的功绩，他在第一个时期也有很大贡献。他是党的创建人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l927年起就一直是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遵义会议上赞成毛泽东的主张，长征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战中在重庆奠定了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基础，解放战争中作为毛泽东的最主要助手，同毛泽东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周恩来除了“文革”中所作的干部准备外，由于邓小平50年代初就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周恩来在第二时期的许多思想和措施，实际上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国务院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在第三时期的很多思想和观点，正是第二时期正确政策、措施的继承和发展。以上所说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都属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工作时代，周恩来不愧为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