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十年，砥柱中流

    这十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回忆说：周恩来“在‘文革’中，遭受了多少磨难、压力、诽谤，以至攻击和诬蔑呀。‘四人帮’一开始就把矛头对着敬爱的周总理，而总理迎着狂风巨浪，毫不畏惧，坚韧不拔，运用着自己的智慧、才能、威望，方寸丝毫不乱地对付着这一伙发了疯的野心家，不知熬过了多少艰难苦涩的日日夜夜终于积劳成疾，身患绝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实际上总理是将自己的生命送给了一切被保护的同志，送给了他苦心孤诣所维护的浩劫中的祖国和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善良的人”。陈云曾经讲过：“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不堪设想”，这是非常沉重的话，说的当然不是陈云个人，而是指我们的国家、党和人民，说的是要亡党亡国，人民有灭顶之灾，大批干部有亡头之祸。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恶浪之中。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像陈毅那样，拍案而起；另一种是像他当年所作的那样，进行韧性的战斗。

    陈毅拍案而起，后边有周恩来的维护和转圜，最后没有被打倒。周恩来如果拍案而起，情况就不同了，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当时那种林彪掌握军权和“四人帮”鼓动群众的狂热中，周恩来被打倒，如同彭真所说那样“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而且会有一批领导人相应被打倒。结果是，林彪、“四人帮”掌握党中央、国务院大权，国家发生大倒退，再要像后来那样恢复，就非常困难了。

    杨尚昆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当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导致全局性灾难时，他权衡轻重、相忍为党，置个人的毁誉得失于度外，利用手中还保持的权力，相机挽回损失。寓刚于柔，融韧于忍，柔在外，刚藏内，勇于所当勇，退于所当退，这正是恩来同志大智大勇的品质修养。”

    正是由于周恩来完全不计个人的毁誉得失，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不顾诬蔑和攻击进行苦斗才坚持住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保存下来了一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领导干部，并且把他们一个个送上了领导岗位，这才有了后来的历史，才有了改革开放和美好的今天。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中，讲到“文革”中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一段话，是集中了党内成千上万高中级干部的体会和认识，总结和概括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天下大乱。周恩来坚持了几条：

    “生产绝不能停”——l966年他就提出各级领导要有人超脱“文革”抓生产。l967年1月上海“夺权”后，全国各地纷纷效尤，乱得更厉害了。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春耕生产的指示》。28日，周恩来在宣布广东实行军管时，讲了“下面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业务”。3月10日在给广州军区党委、广东军区党委的电报中，周恩来亲笔写道：“军管会下，可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工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后来，实行军管的地方普遍设立了抓生产的班子，直到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始终维系着对生产的管理。“文革”十年全国市场保持了稳定，经济没有崩溃，这是周恩来等领导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