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他主张团结各阶级、阶层，团结各民族，共同努力，来建设伟大的国家。他强调同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说：“好像讲到社会主义，就只应该有一个党才对。这是教条主义的态度。”这就是说，不学前苏联。他说，我国的各个民族是完全平等的。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的祖国，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

    关于香港问题，他在1957年就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今年香港举行“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展览，董建华去看到这个讲话后说：“是一国两制的雏形，真是有远见而又充分表现出对香港的关心。”

    在国际上，周恩来在1953年12月同印度代表团会谈时提出了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1954年夏天，周恩来应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冒着热带酷暑，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分别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写进了这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加上l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在国际交往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现在已有很多国家把它们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总之，在这7年中，周恩来为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各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新中国建设的大好局面。

    中九年，沉稳解困

    周恩来的建设思想，主要是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因此，他在1956年发现经济计划中有急躁冒进的倾向时，就指出“现在有点急躁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他压低了计划指标，在毛泽东面前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反对了急躁冒进倾向，主张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周恩来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能够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但仍需要经过长期努力。这一主张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从1957年秋天起，毛泽东开始批评这个纠正冒进的方针。这次“反反冒进“的批评，一直延续到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批掉了实事求是和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路线。接着，全国的“大跃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严重的困难时期到来了。

    周恩来挑起了这一个沉重的担子，不计个人恩怨，稳当周全地解救面临严重困难的国家。

    1960年在编制1961年的计划时，周恩来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得到通过。后来，周恩来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我国前几年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必须“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关系人民生计最大的是粮食问题。农村饿死了人，城市中出现了浮肿病。国家没有多少库存粮，而一些省、市特别是大城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国家和人民到了极端困难的时期，处在危急存亡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