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违反党内民主生活的批评，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触到了问题的要害。众所周知：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重大原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能否贯彻实行的关键。l962年，周恩来针对近几年来个人专断现象指出：“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个人没有权利领导一切，不管是谁”。因为“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这些，对当时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在提倡民主反对个人专断过程中，某种程度上还触及对个人崇拜的批评。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中说：“毛主席很不满意有人写他的传记时，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道。毛主席说他小时候还烧过香。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后来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周恩来指出：“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是精心修改的。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人总是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这些针对性极强的告诫和批评，就是几十年后读来，依然令人震憾。但这些论述并没有引起毛泽东和全党的足够重视，相反受到误解，甚至将周的讲话打人“冷宫”。于是在林彪等大肆利用宣传“个人崇拜”以售其奸的险恶环境下，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愈演愈烈，达到个人迷信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周恩来对主要是毛泽东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使党内生活不正常的苦口婆心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尖锐的，针对性很强，并且明确指出没有特殊党员，在党的纪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谁”。否则，就会“妨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同时又是婉转的，从维护毛的角度提出批评，不仅没有直接指出毛个人，而且还用毛自己正确的言行印证。这在60年代初林彪大搞毛个人崇拜“红色浪潮”背景下，是极罕见的。除周恩来之外，在高层领导人中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人了!

    周恩来对毛泽东搞家长制的抵制，最著名的例子是l956年反冒进过程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毛泽东提出追加20亿基本建设投资“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很生气”。再就是1958年南宁会议、北京会议后，周恩来因反冒进，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接连作检讨。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长江三峡工程、黄河三门峡工程考察时，仍坚持说出“这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今后的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是可以争论的”，“如果对问题只强调一面，很容易走到反面”。“如果说这次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心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做愉快的‘右派…’“我们把问题提出来，有些问题……不能解决的后人会帮我们解决”。这些话虽然他是就三峡、三门峡工作而发表的意见，但显然与他因反冒进而受批判、反复检讨、在其后的成都会议，八届二中全会他还要继续检讨，有许多问题他想不通，比如二•五计划、l957年计划，都是中央集体、甚至还是人大通过的，毛突然发难，就全盘否定了，他想不通有关。

    三、周恩来关于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主要贡献

    周恩来对如何实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既有深入的理论研究，也重视身体力行。就理论方面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周恩来与毛泽东是最早察觉党和国家政治制度上存在弊端，周恩来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就率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思想的领导人之一。1956年在谈到扩大民主时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时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周恩来大约与毛泽东同时发现并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比毛更进一步提出要从我们国家制度上想办法。他深刻地指出“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这为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开了先河。

    其二，提出了经济建设与扩大民主是我们的新任务的思想。周恩来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周恩来是在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就把经济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并列提出“是我们的新任务”的国家领导人，这后来成为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思想的源头。

    其三，周恩来提出要从思想上、作风上铲除官僚主义。周恩来特别强调，维护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他深刻地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多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周恩来列举了二十种官僚主义的严重表现。并且指出，“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官僚主义的存在，严重危害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周恩来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深刻认识“封建性”对党和社会主义严重危害的领导人之一。把这一点与周恩来强调扩大民主，强调政治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看，更能理解周恩来这方面考虑的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