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领导者的任务中指出：“要求领导干部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和“组织领导”，要“面向群众”；在关于领导方式上，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况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在领导者的修养方面，周恩来指出：“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必要强调集中统一，但也必须坚持“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任何政策的决定和改变，任何政策中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周恩来的上述认识和在具体工作中的指导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维护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从本质上阐述了坚持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周恩来的这些思想，是中共早期党建思想的宝贵财富，后来发展为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周恩来五、六十年代对破坏民主集中制行为的规劝、批评与抵制

    周恩来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最早察觉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失范，对执政后的党和国家将带来严重后果，而采取防范、规劝、告诫，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抵制的领袖人物之一。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保证胜利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和战争实际的需要，这种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在当时是必须的、是合理的。建国初，这种体制的顺沿显然也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它适应了国家政治的整合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国家现代化起步艰难的现实要求。费正清指正：“要想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政治体系，政府就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国家新秩序的建立、经济的恢复、现代化的起步要求有“一个稳定和有序的环境，经验和理论表明，这样的环境通常是由一个强有力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集权政体提供的”。但是，当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济的恢复，国家步人大规模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这种特定时期产物的政治体制、领导体制的弊端，其内在的缺陷就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了。周恩来就是在这过渡期中开始察觉并开始了他的防范、规劝、和告诫。随着党的地位的改变，成为执政党，周恩来提醒大家“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不同于“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现在造成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否则就必然脱离群众，导致官僚主义。“官”大了，权大了，不能忘乎所以，任意所为，“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党内不能讲民主呢，比如电话会议……一层一层开下去……又无法讨论，只能层层下压，这是不对的”。周恩来提出要坚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提倡坚持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周恩来在那时就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并针对当时党内民主生活开始不正常的现实情况，尖锐地提出“我们党内的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

    周恩来最早告诫全党应研究和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1949年，周恩来就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1950年，在政协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提出“人民民主需要继续扩大”。l956年他在《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中指出：“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这个本质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方向和保障胜利的决定性意义。他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国家制度上想些办法”。他还提出“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1957年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而l959年的庐山会议更是严重损害党内民主生活的突出事件。l958年，周恩来因反冒进，曾多次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对此，周恩来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在一些不同场合，以适当的方式批评那些反民主现象。其中，维护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以及力图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代表作有：l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l962年《论知识分子问题》等篇。周恩来指出：民主作风不够，是一种不好的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指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我以为要按党章办事。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当然有些事情是中央带的头”。

    这可谓切中时弊，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