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九条办法》成为指导城市精简工作和解决粮食困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周恩来猛然一怔，答道：“这可不是小事，它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党中央郑重决定周恩来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以恢复操劳过度的身体，但因工作任务重而脱不了身，周恩来仍一如既往地繁忙工作着。

    当年的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l981年12月在上海接受笔者和力平等同志的访问时回忆道：

    当时全国人口6亿左右，城市人口l亿2千几百万，“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粮食供应数量大量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负担不起。许多地方纷纷告急，形势很紧张。我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里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在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去。

    在全国粮食供应最困难时，总理处理事情仍非常沉着冷静，着急也不溢于言表。他了解情况，问得很细、很深入。他问我们全国哪些地方最困难?有多少生产队人均口粮8两?对河南、安徽、甘肃、四川等困难省，总理还要我们统计好的、比较好的、中等的和差的生产队各占多少。俗话讲：“糠菜半年粮”。总理连糠菜都要过问。因此，我们搞生产队生活安排时，把糠菜都考虑进去了。

    当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也回忆道：

    在3年困难时期，城市人民因缺乏粮食和副食品，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了不少人，各地要粮食的电报像雪片飞来，堆满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使他难于应付。他只好要粮食部和铁道部准备好几列装着粮食的火车，哪里急需，火车就往哪里开。有一次，上海库存只够供应3天，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一旦缺粮，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就用这个办法解决了上海的燃眉之急。

    1961年的一天，连续工作了l7个小时的周恩来，仍在一遍又一遍地敲打算盘，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或者给哪个省调入多少。保健护士郑淑芸前去送药，心疼地说：“总理，像这样具体的技术工作，不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猛然一怔，然后严肃地回答道：“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它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

    郑淑芸打心眼觉得周恩来说的有道理，可她不平静的心里仍然嘀咕着：“总理，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呀!”她的鼻子一酸，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

    1987年1月，笔者和杨增和等访问当年任外贸部副部长的雷任民，他噙着泪花向我们讲述了周恩来为解决粮食危机而操碎心的情况：由于3年“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从l960年暴露出了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的局面，京、津、沪、沈等大城市市民粮食库存只够供应几天了，甚至有的城市发出告急，市民只有一天的用粮了。在这种形势面前，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