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出现大饥荒，周恩来挑起了解决粮食问题的重担

    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从l960年开始到1961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北京、天津、上海和沈阳等大城市粮食库存告急，一般只能维持3至5天的供应，山东、山西、河南、安徽等重灾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原粮，导致出现浮肿病、非正常死亡等异常严重的情况。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60年、l961年中国人口连续两年出现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全国总人口由l959年的6．72亿减少到6．59亿，减少了1300多万。

    这样，及时而妥善地解决粮食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战胜困难、渡过难关的最关键问题。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忧心忡忡的周恩来挑起了解决粮食问题、战胜饥荒的重担。他深入基层了解实情，统筹全局，果断决策，力求找到综合解决粮食问题的有效办法。

    1961年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5月31日，周恩来在会上就粮食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他解释说：由于l959年、l960年和今年夏荒(比受灾严重的去年又减少夏粮200亿斤左右)的影响，更增加了我们粮食供应的困难，“所以，我要作粮食问题的报告”。

    接着，周恩来对有关情况一一作了介绍。他说：“从产、购、销、调、存这5个方面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粮食形势是紧张的。”尤其是国家的粮食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为了弥补粮食赤字，一是从去年12月起，中央“下了决心进口一部分粮食，以后进口计划数又逐步有所增加”；再就是继续挖库存。因此，今后“粮食形势将继续紧张，城市严重于乡村”。

    在目前情况下，究竟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供应紧张问题呢?

    周恩来如数家珍地自问自答：“我们可以设想这样几种办法”：第一，“不留20亿斤救灾粮”。但是这样做，既“不能解决问题”，也是“不负责任”。

    “救灾粮非留不可，去掉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