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有人把群众与胡子扯在一起，恐怕没有人不感到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周恩来的经历中，确实发生这种相互关联的事情。据周恩来的警卫回忆，有那么一年，毛泽东要周恩来前往大连海滨疗养。保卫人员建议他，把胡子留起来，以免被海滩上的人们认出来。周恩来曾留过胡子，那是抗战前的事情了。当时他说全面抗战再剃掉，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看惯了没蓄胡子的周恩来，一旦面对留胡子的他，的确难以辨认。但是听了保卫人员的建议，周恩来觉得这个主意荒唐可笑至极，惊诧地说：“我?总理?人民公仆要留个胡子?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一个把我同群众隔离的办法?!”随后，他批评道：设置许多保卫人员，不让群众走近，不让我与群众接触，这是非常不对的。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安全保卫工作才能真正做好。周恩来的这番“胡子与警卫”的道理，充分反映出他的极强的群众观念。领袖的真正魅力，往往就在这里。

    当然，在众人的眼里，周恩来的领袖魅力还远远不止这些，而是更加丰满。

    曾随周恩来工作过的倪伟，回忆自己向总理汇报工作时的情景：“在我汇报时，他让我靠近一些，说听不清楚，其实他是听清了的，他是为了不使我紧张，把气氛搞得和缓一些。”还有一次，周恩来去辽宁视察。倪伟亲眼见到，让他住北陵的小楼他坚决不住，非搬到大厦里住不可。给他摆上糕点，他就让邓颖超付钱。俱乐部里开晚会，前面摆了四排沙发，他不去坐，却坐在边上的一把普通的椅子上。经大家竭力劝说，才勉强坐到椅子的第二排，而前面的四排沙发始终空着。

    大名鼎鼎的前铁道部长吕正操记忆中的周恩来领袖魅力，则更能显出周恩来的人格本色。下面是他所追述的几个片断：

    “因为总理心里有群众，只要接触过的人，他都经久不忘。北京站有个客运服务员，在一次会上见过总理，事隔多年，总理陪外宾参观，看见她在母子候车室打扫卫生．总理还记得她的名字，并主动过去握手问好；邢台遭到强烈地震以后，总理乘车去灾区慰问，想起了人民大会堂有个服务员家在邢台，一定很担心，就立即派车把这个服务员接来，让她随同回家看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总理完全把自己融合于社会之中，把自己看作平等的社会成员。总理有个弟弟，原来是个旧职员，解放后下放锻炼，我们知道后想给以照顾，总理让邓大姐转告我们：不要照顾，他有旧思想，应该好好锻炼、改造。另一方面，总理对于其他社会成员，却看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社会作用，满腔热忱地去做各种人的工作，调动人的积极性。凡是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他永远不会忘记。旧东北军有个团长叫高福源，在陕北作战中被我俘虏，经过党的耐心教育，提高了觉悟，又回到西安张学良部队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进行统战工作，在西安事变后期不幸遇难。总理对高的家属、子女一直很关心，解放后，他和邓大姐多次打听他们的下落，要我们认真查找。但一直没有找到，总理深为遗憾。”

    “总理最不喜欢‘言不由衷’，不喜欢别人把他的话当作‘指示’，空喊‘赞成’、‘拥护’。因此，我们长期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敢于和他争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在各种会议上和谈话中，总理经常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自我批评，从不讳言自己的缺点错误。我记忆犹新的是1955年3月，总理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老同志要‘老马识途’，要把自己的错误当众讲讲，以便教育自己，教育青年。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本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当代历史进程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反映，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也必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因此，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总理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他从不文过饰非，经常自我批评，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更加适应形势的发展。”

    “总理生活俭朴，是尽人皆知的。入城后一直住在中南海一幢旧房子里，不准修饰。他经常在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同干部们商谈工作，有时边吃饭边谈话。春节时，我们常和总理一起参加晚会，午夜后，总理往往招待大家吃饺子，都是按规定价格他自己付钱，总理自己去看戏都是个人出钱买票，对号入座；外出时轻车简从，从不前呼后拥。到外地开会除人多大家一起坐专车外，从不开专列，以免影响正常的铁路运输秩序。总理还自己规定伙食标准，不许超支。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去南方视察，同工作人员一起吃混合面馒头。总理说：‘现在国家遇到暂时困难，我们要和全中国人民一起度荒，只要饭能充饥、衣能遮体就行了。’总理经常勉励同志们：‘工作要高标准，生活要低标准。’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人们，往往对国外的某些领袖人物的品德津津乐道，诸如华盛顿不计个人功名，林肯出身于伐木工，齐亚•哈克骑自行车上班，帕尔梅街头漫步不带保镖，撒切尔夫人亲自操持家务，富兰克林•罗斯福为贫困的“被忘却的人们”着想，……以为这些国外政治家多么赋有平民色彩，堪称民主的“平民领袖”。据此衡量周恩来，难道他的领袖魅力中的人民性不远远超过上述这些西方领袖吗?这种人民性反映出周恩来的潜意识里，理念的深层结构中，始终不以领袖自诩，而甘愿做一名真正的人民公仆。对于周恩来来说，他是从来都不愿意当什么领袖的。也正因如此，早在遵义会议时期，他便放弃了当领袖的机会，把毛泽东推上领袖的位置；延安时期，他尽心辅佐毛泽东而甘当领袖助手；50年代后期，他忍辱负重做经济上的补救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始终维护毛泽东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而自己宁愿被世人所误解。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机会使他欲当领袖易如反掌，但他从未想到过如此行事。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亦如田中角荣所形容的，周恩来总是把主要位置让给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