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周恩来是我人生的楷模：他经常教育我们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要以人民利益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我们兄弟姐妹6人的职业选择上，他要求我们绝不能有丝毫特权思想，要首先想到人民的需要，服从国家的利益。

    我自从12岁来到伯父周恩来、七妈邓颖超身边，就知道两位老人没有儿女，只有一位干女儿——维世姐姐。我和弟弟妹妹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伯父的家中，两位老人总是对我们谆谆教诲，严格要求。同时又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就像是亲生父母。

    1949年，进西花厅那年我12岁，大弟秉钧7岁，我上初一，他读小学二年级，较早受到了正规的教育，也比较懂事，所以加入少先队，入团、入党，仿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两个都认准了自己政治上必须上进，事事要以伯父、七妈为榜样，他们讲的话，不管自己怎么想，都要按他们的意思去办。

    1952年7月初，八一小学开始放暑假，“嘟嘟嘟”的汽车喇叭声在校园里响成一片。同学们都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在各自的宿舍里焦急地等着，广播里通知谁家大人来了，谁就兴高采烈地提起行李冲出门。那年秉钧上三年级，妹妹秉宜刚读一年级。第一天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仍不见有人接自己，刚上学的秉宜噘起了小嘴。第3天，除了几个家住外地的同学外，家在北京的同学都走了。秉宜胖乎乎的小脸蛋上挂起了泪珠。看见妹妹哭，秉钧着急了，刚10岁的他找老师要了一个信封，一张纸，趴在桌子上写了一封短信：“七妈，学校放假了，请派个车来接，因为有行李。——秉钧”。然后，他在信封上写道：“中南海邓颖超收”，贴了张邮票随手扔进了邮筒。

    那时信送得也快，当天下午，这封信就到了七妈手中，七妈拆信一看，赶紧叫一位叔叔骑上自行车赶到学校，在门口雇了两辆三轮，一个孩子一辆车，行李放在脚下。一进西花厅七妈就迎了上来。她搂住秉宜，拉着秉钧连声道歉：“孩子们，真对不起，这要怪七妈不好，是我忘记了你们放假的事，让你们多等了两天，不过，你口气还挺大，要派车。我可没有权力给你们派汽车，因为汽车是你们伯父工作用的，你们小孩子不该享受，懂不懂？”秉钧点点头。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秉钧也觉得自己幼稚可笑，为什么当时不请老师帮忙打个电话？为什么不写信给爸爸妈妈“求救”？

    秉宜进中南海那年才5岁，她胖乎乎的脸蛋上，一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可那张原本用来说话的嘴却总是紧紧闭着。她见谁也认生，见谁也不叫人。虽说不叫人，却总会慷慨地向所有的人送上甜甜的笑容。妈妈曾戏称是起小名起坏了：猫儿就是只会咪咪叫不说话的嘛！

    1949年年底，爷爷的堂哥周嵩尧来到了北京，我们叫他六爷爷。六爷爷在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小咪，马上说：“这孩子长得像她奶奶，恩来，你们就要了这孩子吧。”爸爸妈妈也看出来伯父和七妈都很疼爱小咪，想到过早去世的奶奶，爸爸妈妈就向伯父提出来，把小咪过继给他，伯父却对他们说：还是不要吧，把小咪过继给我们，其他的孩子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不过继，我们也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她。

    当然，五六岁的小咪多数时间很乖巧，很可爱，有时在伯父那里许多工作人员无法完成的事，甚至七妈也无法完成的事，便派她去，一定马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