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恢复经济生产，建立外交关系，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作战方案及整个后勤供应，几乎都由伯父主管，他经常是一连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还连轴转，连续一两天不睡觉不吃饭。谁叫劝也不听，连七妈去劝也不行！这时，咪咪便成了最有效的“武器”。她像一只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走进办公室，一句话也不说拉着伯父的手就使劲往外走。伯父非常熟悉这个小侄女的威力，只有乖乖地跟着她起身。
中山公园盛开的芍药花旁，伯父拉着小咪的手，一边赏花，一边讲牡丹花和芍药花的故事，小咪眨着眼睛直点头，第一次分清牡丹花和芍药花的不同。随行的一位摄影师，记得是侯波，抓住时机立即按动了快门，把这一瞬间凝固成永恒。

    1949年刚进城时，中南海里还没分什么甲区乙区，我与李敏、李讷等孩子一起，在中南海里到处跑着玩儿时，小咪还未来北京。有时星期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这帮孩子也跑进去玩。我们看毛泽东伯伯、朱德爹爹、刘少奇伯伯和我伯伯跳舞。于是，我们几个小姑娘就在白天找有空的叔叔阿姨学跳舞，到星期六晚上的舞会时，也去凑热闹，大着胆子下舞场了。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声中随波荡漾；我与朱德爹爹跳舞，却总有当了“白军”的感觉，朱德爹爹到底是总司令，音乐一起，他便笑吟吟地大踏步前进，而我只有后退再后退的权力，无法发挥自己学来的舞步；刘少奇伯伯的舞姿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的，让人有点距离感。不是我偏心，如果在这些国家领导人中选交谊舞“冠军”的话，恐怕非伯父莫属！我始终认为，我伯父的舞姿最叫棒，只要伯父一到场，他几乎再没法在场外落座。他笑容可掬，风度翩翩，舞步娴熟流畅，舞姿优雅大方，尤其是跳“快三”时，他能带起舞伴轻快旋转，满场飞舞。

    1952年我初中毕业前，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看到她培养的小学生长大后成为医生、飞行员、演员、工程师、教师、音乐家等各行各业人才，非常有意义。想到我们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而他们都要从小学起接受教育，感到做小学教师这行业是非常神圣的，就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伯父伯母非常支持我。北师毕业前，许多同志报考师范大学，而我在伯父多年教育的思想基础上，在作文中分析说：当前我国还有许多适龄儿童不能入学，主要原因之一是师资队伍不足，因此我们应立即投入到教师队伍中，使更多的儿童有机会入学。学校党支部肯定了我的思，并发展我加入党组织，伯父听了很高兴。毕业后我主动要求到郊区农村小学当老师。

    我在农村小学刚工作了两个月，因政治运动需要党员，区委就把我调到机关工作。伯父听了很不请愿，他希望我在最基层工作。现在到了区委机关，他担心是因为他的关系而照顾了我。我告诉他是因中小学教师中党员很少，才找到我的。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不能直接去干涉你们基层的工作安排呀！”

    我在朝阳区委工作了10年后，跟随丈夫调到西安、贵州工作了9年。1974年空军又把他调到北京，我在得到随军调令后回到北京。当我们去看望伯父伯母时，他们很高兴。但同时伯父又问：“你们出去几年，现又调回北京，是不是因为照顾你们是我周某人的亲属？”

    伯母在旁提醒道：“你别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她还是军人家属。”伯父这才作罢，不再“审问”。

    二弟秉钧，1961年高中毕业，准备报考清华大学，同时空军到学校招收飞行员，他已入围参加体检。这时伯父找他去谈话，问他：“万一体检不合格，当不了飞行员，就去服兵役怎么样？”秉钧没有思想准备，原想当不飞行员，就去考清华，他愣了一下。但他从小崇拜伯父，他知道伯父要求自己做的事，总是对的。就愉快地答应了下来。伯父用眼睛盯着他，进一步追问道：“不考大学啦？”秉钧肯定地说：“不考啦！”这时，伯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对秉钧说：“今年农村受了灾，需要很多劳动力，今年的复员军人都要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入伍，就可以少抽或者不抽农村劳动力去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这样还可以减少城市人口，也减轻了农村的负担。”结果秉钧入选做了飞行员，当了兵，符合当时国家的需要。没有实现他上大学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