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周恩来非常痛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和贬低在不断加剧。民主革命中，正是周组织了无形的，却富有成效的第二战线，把中国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却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这是蒋介石垮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于周苦口婆心地劝说。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敌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才留在中国参加建设和现代化工作。周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的言行令人信服，他的信念和献身精神在他们的心中激起了反响。他们希望并且相信，正如《共同纲领》所规定的那样，他们在把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一崇高的事业中，能够贡献自己的才智。因此，他们留了下来。可是，1951年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使他们遭到越来越多的政治折磨、伤害、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惩罚。最初，出于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他们逆来顺受，然而，知识分子的荣誉感和自尊是一种真实而强烈的感情。从传统上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精英，他们受人尊重，享有威望和荣誉，但是现在知识分子蒙受屈辱和完全不公平的对待。尤其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他们必须接受比他们受教育低得多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指导”。共产党70％的党员来自农村，属于半文盲。据估计仅有11％的党员“受过教育”，而在这11％当中不到1％的党员是“高级知识分子”，即教授、科学家、工程师、受过大学教育的或作家。l953年以后，对于知识分子受到的对待，周最初的反应是隐藏在内心的忧虑不安，随后便公开表示自己的恼怒和愤慨。他进行规劝，但无济于事。他很清楚农民在传统上对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阶级是敌视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阶级斗争的观念强化了这种中世纪式的愤恨。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当时唯有这些家庭能够供养子女读书，所以很容易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归之为“阶级敌人”。此外，知识分子的工资总的说来高于基层党员干部的工资，甚至高过那些监督和指导他们的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很显然，结果是造成一种使人窒息的怀疑和压制的气氛。周恩来召集了许多次会议和座谈会，试图收集有关知识分子在大学及其他机构遭到骚扰的材料。他得到了受过美国教育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党外著名作家茅盾、郭沫若以及其他人的帮助。周反复强调说，“造成一种气氛，使知识分子不再因为恐惧而不敢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言而喻，他注意到这种局势阻碍了进步。周恩来厉声说道：“一些人自杀了……他们无法容忍所受到的对待。”郭沫若告诉我，有一位教授正在看一封朋友从国外寄来的信．党的书记一下把信从他手中夺了过去，“你在看什么?……让我们查一查有没有颠覆内容。”

    1956年1月，北风卷起阵阵黄沙吹向中南海朱色的围墙，中央委员、国务委员、部长、副总理、各省省委书记以及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聚集在怀仁堂聆听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没有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周不可能发表这次讲话。过去的一两年里，周去找了毛，告诉他有关错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忧虑。周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中国五亿人口中知识分子人数不足500万。高级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只有10万人。他们是中国仅有的技术资源，只有依靠和通过他们，中国才能进步和实现现代化。但是．政治清洗——最近的一次更为严重——使许多知识分子产生对立情绪。他们被迫参加长达数周、数月的会议，没完没了地作自我批评。他们感到厌倦、疲惫和惶惶不安，许多人变得完全消沉了。周指出我们的知识分子因为恐惧而变得沉默寡言了……他们不再敢讲真话了。他说：“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他通过列举各条战线对知识分子的需要，论述了“我们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进而告诉人们“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求党的各个部门和各级组织都应该重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随后具体讲到我们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没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我们就无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感觉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或者缺乏适当的助手。”我们有些党的干部对知识分子总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