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底，与家人一起被美国扣留的力学家钱学森回到了中国。这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美中两国开始谈判的具体结果。后来成为中国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l971年对我回忆说，“这是周总理内心高兴的原因，尽管有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美中谈判是在华沙进行的，达数年之久)。周恩来和他的朋友聂荣臻立即集中一些科学家，开始核研究的计划。其结果是中国1964年终于拥有了原子弹。自由讨论，推动研究这种需要变得更加明显；周特别希望消除政治运动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气氛。

    1956年4月，我自1949年底以来第一次回到中国。我的堂兄，一位北京大学教授，递给我那份正在传达的内部文件。三周后我与郭沫若进行了一次长谈，郭向我证实了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希望来一次文岂复兴，就是自由辩论。”撰写此书时仍然健在的社会科学家费孝通宣称，这份文件是“重要的解冻”，“再次解放知识分子”。但是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知识分子仍然顾虑重重。我的另一个堂兄，他是科学家，对我说：“不说话的人还能思考，而说话的人却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我可不打算开口说。

    6月25日，我去中南海周的住宅拜会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我从六个方面准备了许多问题，其中三个方面涉及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和其他党派参加政府的可能性。

    几天之后，我应邀出席一次在怀仁堂举行的政协会议，聆听周作的报告。与我一同出席会议的还有法新社的记者雅克•洛甘。周的讲话令雅克•洛甘激动不已。他向巴黎发了一篇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报道。周主要论述了需要有最大程度的辩论自由。为了确保“全体人民的信心和热情”，必须消除教条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共产党“应听取其他党派的批评意见。命令主义只会阻碍进步”。

    毛正在着手阐明他的论点，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对立或“矛盾”。一种矛盾是敌对的，比如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另一种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而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阐述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一理论的目的是要在理论上为“双百”方针提供依据。这将使表达不同见解，党外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合法化，而不致把所有不同观点立即指责为对党进行“反革命攻击”。毛甚至有可能期望敲打敲打自己的党，因为他对党内现状不满，不少党员干部关心自己的利益远远胜过为人民服务。而且干部人数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消耗国家大量钱财。本书作者发现，在某一个机构里，大约有120名干部，而工作人员仅有50人，其中20人左右从事一项“重要工作”，为人沏茶。

    当然，也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毛越来越觉得受到冷落，权力基础似乎发生了变化，许多日常事情不再征求毛的意见。1956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大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通过的新党章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是十分强调“集体领导”，而集体领导是赫鲁晓夫在其反斯大林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过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在讲话中着重反对“个人崇拜”。尽管刘、邓两人并没有错，但是可能被认为这是对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共鸣。会上没有提到需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即党本身的构成进行变革，也没有提到那年春天开始的“双百”运动。八大的最后决议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讲话，在编入毛的著作时，称之为《论十大关系》。它总结了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毛的著作中宣传得最少的一篇文章，然而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曾把中央主管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财政等34个部的负责人汇报、座谈时的记录稿整理成文。其中的主要内容，成为《论十大关系》的基础。直至今天，它的某些原则依然适用。它阐述了改善农业与工业化需要之间、重工业与满足人民必要消费需求的轻工业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并描述了城乡之间以及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到l990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强调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已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但是，这是损害广大内陆地区利益而取得的。很明显，现在地缘政治发展中心正在移向中亚，从教育方面和工业方面开发与中亚毗邻的中国西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

    《论十大关系》还进一步明确指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即党与群众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它设想建立一种矫正机制，也许就是通过“双百”运动来防止“领导”独断专行，从而失去过去与“群众”保持的融洽关系。

    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忽视，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向党的绝对权威的任何挑战，都会遭到党内顽强的反抗。

    周恩来的工作日记提到周去过许多工厂，讲解这篇文章，并要求技术人员与党的干部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