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同盟和其他党派的领袖们、文化教育机构的头面人物、科学家、政协委员、学校校长……竞相讽刺、批判、谩骂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没知识的统治有知识的……把我们推进火坑、投入水中、打入地狱或者捧上天堂，全凭党的书记的一时好恶……我们再也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和那些强加给我们的耻辱……”

    《人民日报》的头版以及其他共产党的报纸。对一切谴责性的文章，从教学方式到砍伐古树，一律照登无误，有时还在头版头条上刊登。

    也有一些有节制的、合乎情理的要求。如要求建立适当的法律制度．制定民法、刑法和健全治安条例等。”“这些都是管理好一个政府所需要的，但还有待于制定。”

    可是，正是那些言过其实、不负责任的言论被挑了出来，反党的证据。“群众会打倒你们”、“杀掉所有的共产党员”、“我们需要有一个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机关枪现在要对准你们了”。一些高等院校里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这件事被大肆渲染，使人怀疑是否有内奸从中破坏。同时，也确实发生了暴力事件。一些城市的党的机关遭到冲击，一些党的干部被害。

    6月8日，即“整风”运动开始五周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它标志着这场令人惊讶的“鸣放”运动的结束。一些民主党派的领袖要求与共产党轮流坐庄，从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主张多党制。这是“整风”运动的分水岭。这场运动变得无法控制了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毛和周试图有步骤地结束“整风”运动。周说，论据一定要选得恰当，要反驳极端的要求。但是，党的机器已经开动了，象一辆巨型神车一样，无情地、不可阻挡地滚滚向前，辗碎一切反对势力。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反右派”的运动。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因为所有单位、所有组织都在一个一个地清查“右派”，而不是去评估运动中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否合理。

    半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力图保护政府中非共产党部长，即使那些部长也提过一些批评意见。同样，聂荣臻也拒绝解散和削减他的科研人员队伍。北京大学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的清查右派运动开展得并不十分积极。但在其他一些院校情况就不大一样。作家协会成为激烈斗争、恶毒的指控与反指控的场所。文人相轻，各国皆然，而中国尤甚。在中国，一个作家亦是官员，受宠时，享有诸如汽车、舒适住房、免费旅行等好处。一旦失宠，这一切都将丧失。

    周恩来说道：“由我来负责……是我的过错……但斗争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实事求是的作法……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调查。”他试图缩小反右派运动的打击面，尽可能多地保护一些遭到指控的人士。其中之一就是乔冠华，乔是我的朋友、周的新闻官员龚澎的丈夫。有人告诉我，“乔因周的保护，才没有打成右派。”为了保护他的部长们，可能也为了保护他本人免遭暗中攻击，周申辩说：“我奉命筹建政府时，我是根据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决定国务院人选的。”他喜欢和高级知识分子、诗人、艺术家交朋友，这个习惯现在对他不利了。当时有人诋毁他说，“他总是和资产阶级人士打得火热。”

    由于毛坚持认为“右派”的许多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很多人才免遭杀身之祸。但是右派必须忍受多年无人理睬的痛苦，被发配到边远省份。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甘肃、贵州、安徽等省份旅行时发现，把知识分子放逐到内地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当地许多研究和教育机构正是由这些流放人员建立的。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把只有北京和沿海大都市才具有的学术传统带到了遥远的内地中心城市。

    毛遭到了一次挫折，一次失败。他支持了自己的总理，结果是丢了面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摆脱了约束的知识分子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打算促进一次相当于日后的改革那样的尝试，与非党知识分子进行对话和讨论，让他们起更大的作用。他的这一尝试失败了。

    八大以后，毛、周两人发生分歧。然而，两人分歧并非由于“双百”方针的失败，而是由于对经济建设的不同看法。

    见《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