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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关于“纯粹”的“两个标准”，这“纯粹”的队伍，是不是就是欲求都“被改造，被抛弃”了之后，“成为纯精神、纯道德的存在”的队伍呢？
令人不解的是，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让教授偏偏揪住毛泽东不放呢？怎么到了毛泽东那里，反对“低级趣味”就成了“反对人的性欲与物欲”？难道文学教授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低级趣味”？在这里，教授又犯了一个与自己的学问不相称的逻辑错误：偷换概念。这究竟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也只有他自己清楚。
鲁迅就是鲁迅，钱教授就是钱教授。他们之间的认识并不一致。
当然，不但是毛泽东，共产党的其他领导没有、也不可能向他们领导的队伍兜售“弗洛伊德”。如果他们不想欺骗他们的追随者，不想许愿，在他们没有办法在“性欲”与“物欲”方面满足士兵们和拥护他们的民众们的时候，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与浪费、认为那是犯罪为必然；在性欲方面，甚至反对调戏妇女，并把它规定为八路军、新四军及后来的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一。虽然提倡计划生育，也赞成婚姻法，赞成一夫一妻制，这说明，他们并不反对“性欲”。在延安发动的“大生产运动”，也是想生产出更多的物质，改善物质生活。成效如何且不说，起码说明在主观上并不是一个“非物质”主义者。
毛泽东谈“纪念白求恩”的时候，是在1939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的队伍，是艰苦的年代。不用说战争物资，就是生活物资，也相当匮乏，解决“物欲”谈何容易！甚至事关温饱的吃穿都是大问题。在那样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共产党人不可能在革命队伍中提倡“能挣会花”、“超前消费”、“高消费”，以“高消费”促“大生产”。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男女的比例也是严重“失调”的。不要说士兵，即使是老大不小的高级干部，也难讨到老婆。即使是有老婆的，也难随军或者探亲。“性欲”的问题，实在是个大而又大、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而共产党又不能像日本军国主义那样，为军队配备“慰安妇”，也没有像西方军队那样配备随军妓女。因此，的确没有能力解决属下的性欲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可能对他的士兵提倡“性解放”， 更不能鼓励士兵去强奸妇女，以满足“性欲”。相反，对于妇女，甚至连“调戏”都算犯纪律。而参加他领导的队伍的人们，是不是都像阿Q那样，为的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要求，在钱教授看来，那的确是不近“人”情的。简直不把他的部下当人看。其实，谁也没有强迫他们参加革命，如果不愿意自觉地“压抑”性欲，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开小差，或者自己请离革命队伍。这样的事，或许有，肯定不多，否则，革命队伍怎么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呢？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纪律是靠自觉而不是靠处罚维持的，因此才被称为铁的纪律。那时候，革命队伍中并不乏具有教授那样文化水准的文人，却没有听说过他们为了“性欲”而去嫖娼的。许多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恐怕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人，有人的性欲和物欲，甚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人的性欲和物欲而去的。这对于不缺钱花，可以随时发泄性欲的人们可能永远是个谜：他们怎么就没有“人的性欲和物欲”呢？
白求恩为什么放弃在自己祖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克制“人的性欲与物欲”，不远万里从加拿大到中国来？难道他不是人？这与时下的某些人，为了满足“人的性欲与物欲”，不远万里，从中国到“加拿大”去，的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教授的眼里，或许只有他们那样的人，才配称为人，才更懂得人的情趣，更富有人味儿。
由“人的性欲与物欲”，不由的又想到了那可怜的阿Q。
阿Q是人，不管人们怎么嘲笑他，这个判断是不应该有什么怀疑的。
阿Q大约也意识到自己还是人的缘故，不！有一天他大概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动物的时候，于是便有了“性欲与物欲”。
“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阿Q的“性欲与物欲”要求与其他的人，如教授、学者相比，并不算低。具体说来：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泡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
当然，想当年阿Q看上的人与物，现在看来很一般，极普通。不管怎么说，阿Q的“性欲与物欲”，不能不说是人的。因为，在其他的生物中，不会有“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那样的欲望和观念。
实际上，没有谁能够阻止阿Q产生那样的欲望，因此，鲁迅便把他的欲望如实写出来了。当鲁迅写着阿Q那样的欲望的时候，肯定认为阿Q是人的。因为那样的欲望鲁迅知道，只有人有。
那时候的鲁迅或许并不知道什么共产党，更不知道谁是毛泽东。因此，可以推论，阿Q也不知道毛泽东。因此，再推论，他们也没有读过《纪念白求恩》。按理说，阿Q是不会与“中国的伦理学”发生冲突的。阿Q可以有公寓，可以出有车、食有鱼，可以有三妻四妾，以尽情享受玉食美女而不用担心法律与道德。但是，无论是性欲，还是物欲，对于阿Q，始终不过是个欲望而已，那欲望，或许仅仅是“一闪念”，甚至是个梦。事实上，他“从性欲到物欲”，连“最低限度”都没有达到。“人的欲望”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他无家可归，只能住在土谷祠里，不打短工就没有饭吃。特别是对于人的“性欲”，他之于女人，仅仅是一个手指摸了一下小尼姑的脸。按照教授的“标准”，鲁迅笔下的阿Q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纯精神纯道德的存在”的典型。但是，毛泽东不认为阿Q是个最合乎“中国伦理” 的人，反而认为他很落后，没有觉悟。看来，毛泽东与教授评论人的标准并不一样。
作为教授，仅仅知道人有“性欲”与“物欲”显然是不够的。阿Ｑ“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著名格言，证明即使是不读书，不知道弗洛伊德为何方神圣，也是知道人是有“性欲”和“物欲”的。而且，期望值也不比做教授的低。毛泽东要求阿Q们在“性欲”与“物欲”上的“最低限度”是多少，教授没有说清楚，这恐怕连毛泽东也说不清楚。不过，阿Q们的“最低限度”与教授的“最低限度”，甚至与教授的学生的“最低限度”，恐怕都不在一个度上。唯有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问题是，不在于毛泽东过去说了些什么，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解决阿Q 们的“性欲”与“物欲”问题。人们，包括鲁迅，大都看重现在。教授有什么灵丹妙药向阿Q们施舍，或者有什么“道术”向阿Q 们传授，或者有什么“好主义”以解决他们的现实的，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性欲”与“物欲”问题呢？这可是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功德无量的事。如今，且不说在偏远的农村，像阿Ｑ那样的“温饱”与“性欲”都没有解决的，还大有人在。即使是在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听他讲演的三百多的人中，“从性欲到物欲”是不是都“最低限度”的解决了？笔者很是怀疑。因为，敝人推测，听讲演的恐怕不只是富人家的子弟。富家子弟的物欲，可能已经实现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的要求，但是，贫困学生要满足“最低限度”的物欲，恐怕还需要打工、救助、或者贷款。至于“性欲”，虽然大学开放了婚禁，无论如何不能说大学是男男女女自由发泄“性欲”的场所，即使是有钱的，即使是“最低限度”的。
没有什么思想家比弗洛伊德更注重“人的动物性欲求”了。以“人的动物性欲求”解读鲁迅，的确是一种方法。人，毕竟是一种动物。
把动物的本能与人的本性混淆了的却是钱教授。
什么是纯粹的人？纯粹的人，或许就是那些最接近人的本性，最能够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够、并以实际行动把自己与只知道“性欲”与“物欲”的动物区分开来的人吧。
4圣人还是恶人
鲁迅是怎么做圣人的，钱教授没有说。孔子是怎么做圣人的，历代的文人和现代的文人都说了许多。他们是怎么走上圣人之路的，许多人也有过探讨。但是，唯独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那个人做圣人与他们不同。
钱教授自造了做“圣人”的两个标准。但是，谁是在那两个标准的指导下，修行成了正果，成了“圣人”，多少年过去，好像一个也没有。是标准出了问题，还是人不努力？那两个标准对于想做“圣人”的人的确很苛刻，那样的“圣人”没有人想做，除非他是个妄想狂。而钱教授，却偏偏非要毛泽东做。真是邪了门了。
记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狗认为它的主人是它的上帝，尽管这个主人可能是最大的无赖。”其实，人，还是那个人，他不会因为狗认为他是“上帝”，别人也必须认为他是“上帝”。对于圣人，大约也是这样。钱教授眼中的圣人，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可能就是个无赖、十足的恶人。相反亦然。所以，对于有的人，被钱教授夸一顿，还真不如被他骂一顿。被他骂一顿，至少证明他与钱教授们不是一路人。不与钱教授为伍的人，被他骂是很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钱教授说谁是圣人，是恶人，并不重要。被说的人并不因此而成为他说的那样的人。或许，愈是被他说的“残酷和荒诞”的人，就愈是被另外的一些人爱戴的人。他说谁什么，无非是要让人们知道他与谁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又视谁为真正的敌人。难道还能有别的吗？
当钱教授对“现代中国”的革命一一点评之后，不能对与“现代中国”革命关系“最大”的那个人进行一番评论，以与他点评的那个“革命”相适应。在这个问题上，钱教授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没有犯逻辑上的错误，与普通人的认识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认为那个“最大”必须：
一是，“一定要拿知识分子开刀”。
这样的观点在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言论中还真的不好找，简直就没有。如果要是有，直接把鲁迅的话搬出来，不是更有力量么？如果鲁迅思想中没有这样的内容，谁要是有这样的思想和行为，显然，就成了与鲁迅针锋相对的人。
还说：“只有极力想改造人的人才是圣人。”这只能说是钱教授一个人的认识。
根据钱教授的讲演判断，他认为鲁迅应该是“极力”想“改造国民性”的人。如果这个判断无误，那么，鲁迅就应该被列入“极力想改造人的人”一列，也就是圣人一列。
毛泽东和其他的共产党领袖是想改造人的，他们不但想了，而且还做了。世界上的人们都知道的是他们对末代皇帝和诸多战争罪犯的改造。现在还有许多别的罪犯被关在牢里接受改造。如果教授承认这些人是人的话，那么应该承认，这种对人的改造，恐怕还要持续下去。究竟那一天完结，监狱被彻底拆除，或者做了它用，那是不好预测的事。不过，眼前的事实是，在毛泽东之后已经几十年了，这样的对人的改造，仍然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停留在“想”上。
如果承认了“极力想改造人的人才是圣人”，那么，按照这个理论，或者说逻辑，不但毛泽东就是圣人了，而且毛泽东事业的继承者和以后的继承者的继承者，正在做着或注定也是圣人呢。
现在让笔者疑惑的是，不管是谁，既然做了圣人，还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拿知识分子开刀”呢？
如果说做圣人，就要“非动物化”、“非个人化”，就要人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这都比较好理解。不过做“圣人”与 “一定要拿知识分子开刀”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内在关系呢？如果说知识分子阻碍了他做圣人，不拿知识分子开刀就不能做圣人，在这种情况下，拿他们开刀还有点理由。再说，历史上有拿知识分子“开刀”的圣人吗？孔夫子是圣人，没有人说他想做圣人的时候，拿知识分子开刀。相反，他是因为把许多人培养成了知识分子才被称为圣人的。就连说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亚圣，钱教授也没有说他拿知识分子“开刀”。怎么毛泽东“想”做圣人就“一定要拿知识分子开刀”？因此，可以肯定，想做圣人就“一定要拿知识分子开刀”并不是普遍规律。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钱教授难道是在调侃，说的是反话？开刀，是个很恐怖、很血腥的事啊。
如果说“注重对人的改造”，非要“开刀”的话，就应该对“人”开刀才是。这人，未必“一定”就是知识分子，也应该包括非知识分子才符合逻辑。
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可能有许多值得诅咒的地方，但是，至少有一件事，即使现在的知识分子记不住，不敢说以后的知识分子也记不住，就是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个不杀”的方针。缘由起在延安时期王实味先生被人“动刀”杀了。研究文学史的钱教授应该知道，那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和指使。而当毛泽东知道后还就此事提出了批评，并以此为鉴，制定了“一个不杀”的方针。应该是王先生的死，防止了更多的人的死。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先生没有白死。“一个不杀”虽然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是这“一个不杀”的禁令，毕竟保住了不少知识分子的人头。这难道不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性的功德吗？
二是，“要把反对者全部消灭”。
想做圣人的人，想让全国的人民都做圣人的人，又要“全部消灭反对者”，难道钱教授不认为这是矛盾的吗？圣人难道就是不能容人的人？就是不能与不同意见的人共事的人？就是必须“要把反对者全部消灭”的人？这是谁心目中的圣人？“要把反对者全部消灭”到底属于“非动物化”标准，还是属于“非个人化”标准？恐怕什么标准都不是。这与那两个标准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没有证据表明，有哪种动物能够把反对者全部消灭。而动物，因为没有建立国家，没有成立政治的、学术的组织，因此，是最具“个性化”的。要把反对者全部消灭是人根据一定的政治标准而实施的政治的、法律的，甚至是军事行为。实施这种行为的人是什么人，难说有统一的评价，更难统一于“圣人”。钱教授为什么把这样的人说成是“圣人”？古今中外，有谁会把一个要把反对者全部消灭的人尊为圣人呢？那样的人不但不是什么圣人，简直就是杀人狂，品格要在普通人之下。显然，钱教授这里的“圣人”已经不是“尧舜”，而是“桀纣”了。
其实钱教授自己又犯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错误，而且是故意的。如果他真的翻阅过毛泽东的著作，就应该拿出他具体的言论来作为论据，但是没有。唯有这样，才能够进行充分而自由的发挥。不过，毛泽东确实有“全部”消灭反动派的言论。 那是在毛泽东与朱德总司令共同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说的，他（们）命令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简言之，也可以说成是他“要把反动派全部消灭”。教授应该分辨得出，敢于抵抗的“反动派”与“反对者”。在这个问题上，一般的人是不会搞错和混淆的。教学生中文的教授如果连“反动派”与“反对者”也分不清楚，还不如回家卖红薯。
读过“九评”的钱教授应该知道，其中有句话说：“不仅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并且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据说这是毛泽东的话。说这话的人要再说“全部消灭反对者”，或者说了“全部消灭反对者”之后再说什么“还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像这样前后矛盾的话，在钱教授的讲演中不少见，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却不多见。再说，要“全部消灭反对者”，历史地看，谁能够做得到？能够把主要的反对者消灭就不容易了。
谁说过 “全部消灭反对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个罪名安在谁的头上，安在自己以为最合适的人的头上，以加重那个人的罪孽。
其实，想一想，钱教授必须让毛泽东做他所设计的那样的“圣人”，不如此，就不能证明他关于现代中国的革命的研究结论。
既然钱教授说了：“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将‘忠’、‘孝’等道德原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忠’、‘孝’的至高性面前，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人的生命应该为了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而牺牲。这个传统观念被现代中国所继承了，不过它不再是‘忠’和‘孝’而是‘革命’。”
既然钱教授通过“事实”论证了“现代中国”的革命，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像传统观念“忠”、“孝”那样是“教人死”，是“吃人”，那么，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们是怎样的人呢？他们必须是“杀人”、“吃人”的“圣人”，这个“圣人”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那不过是一个符号。否则，就会在逻辑上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在关键的地方，这样的错误是万万不可犯的。
对于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那些人们，不管人们把他们看成是什么人，他们已经与“现代中国”的那一段历史融入在了一起。要否定现代中国的革命，必须先否定他们。最便捷的方法是把他们涂抹成“吃人”的魔鬼。否则，不明就理而又害怕和憎恶魔鬼的人们就会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是个极其普通的道理。有高度文化修养的钱教授懂得，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也懂得。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那个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叫不叫、是不是“圣人”，他必须是对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开刀”的人；必须是“全部消灭反对者”的人；必须是“残酷与荒诞”最大的人；必须是集恶人之大成的人。不如此，焉能够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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