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

    人老了，无所事事，就常把“鲁迅”拿来消闲，以消磨时光。偶尔看些评论鲁迅的文章，不管说什么，说得怎么样，不过是对鲁迅其人、其书、其思想的认识与评论，并没有太在意。但是，看到了关于鲁迅思想是“立人”的文章后，总觉得有话想说、要说，于是，就着手写了一篇关于漫谈“立人”的文章。很想从众名家的著述中寻找知音。去年年初，在一个书店瞎逛，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叫做《话说周氏兄弟》的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钱理群教授的讲演录。虽然是20世纪出的书，对我，仍然视同昨日。随便一翻，有专门讲“立人”的。当即将书当成了不可多得的宝贝儿买了回去。
有学者说：“《话说周氏兄弟》以讲演录的通俗易懂的话语方式 ，透辟、清晰地讲解了鲁迅和周作人兄弟这两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上的巨人留给后人的真正的世纪思想文化遗产的真谛。”那样的“真谛”我没有看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既不是仁者,因此没有见到仁,也不是智者,因此没有见到智。我只是庸众中的一个，除了看到一个教授怎么变着法地骂人，没有看出这本书是如何讲 “立人”的，一篇一篇地却写着“食人”。而这“食人”的人不是别人，却是领导中国工农大众和广大知识分子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

    讲演虽然名曰“话说周氏兄弟”，许多篇幅却是在“话说毛泽东”，说毛泽东的革命是“教人死”，是“食人”；说毛泽东的“大同世界”梦、“圣人”梦的“残酷与荒诞”；说毛泽东“注重对人的改造”，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与“人们的本性相违背”；还说“毛语言”是什么“策论”，“既荒谬，胡说八道，又有一股流氓气”，如此种种。骂得够狠！骂得够劲！如他所言，大概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思考”。若非亲眼所见，真不知道在中国还有这样的书。

    这年头，骂毛泽东，并不奇怪。毛泽东去世后，时不时地就有什么人在什么报告或者在什么书或者文章中骂他几句，这也算是一道时髦的风景。初时，还把书或文章买来看，参与些议论，或者说讨论吧。看得多了，已然觉得不新鲜。久之，便失去了兴趣，连看客都懒得做了。

    但是，看了钱教授的讲演，看了钱教授让周氏兄弟的思想与毛的思想“针锋相对”起来，看了钱教授以“鲁迅思想”之“矢”，射“毛的思想”之“的”，让鲁迅与毛泽东打起来，思绪难以言状。孤陋寡闻的我，在以前，还真没有见过。

    当年，君子之徒曾指斥鲁迅“卑怯”：“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钱教授以“阐释鲁迅，传播鲁迅思想的遗产”为己任，当然就应该超越鲁迅，就消除了鲁迅式的“卑怯”。在钱教授的眼里，骂“军阀”都不算什么了，骂权力、地位与影响，甚至连“杀人”、特别是“食人”远甚于军阀的“九五之尊”毛泽东那才能显示胆量和气魄！相比之下，谁能不说钱教授的斗争精神与战斗勇气胜鲁迅一筹？ 这回，君子之徒在面对钱教授的时候，该自惭形秽了。如果钱教授与毛泽东有公仇或者私怨，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慑于权力，为了“保存自己”，审时度势，行“韬光养晦”之计，大智若愚，做愚氓状，跟着庸众也喊几声“万岁”，表几句决心，以献“忠心”，以示“紧跟”，形势使然，“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只要不为“毛”作伥，也算不了什么丢人现眼。如果说毛泽东去世了，在确认他已经不能复活，不能从纪念堂的水晶棺中走出来的时候，受到了压抑的仇恨一下子像火山一样，迸发了出来，把毛泽东痛骂一顿出气，以解心头之恨，也可以理解。再说，毛泽东不就是一个人么！就是无冤无仇，无缘无故，就是看着他不顺眼，骂两句又怎样？不也没有谁把谁怎么样么！不是有那么一句“东风吹，战鼓擂，这个年头谁怕谁”的豪言壮语么？如果钱教授仅仅限于此，我不该，也不想说三道四。要在两个人中间保持不偏不倚的君子风度，说“公道话”，那不是我的强项。再说，也犯不上为了死人而得罪活人。至于鲁迅是不是与毛泽东打起来了，那是鲁迅与毛泽东之间的事。两个死人之间的事，成了“学术”上的事。而我坚信，两个死人之间是不会打起来的。

    如果钱教授仅仅是骂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用革命的名义杀人”，是“食人”，是“教人死”，骂毛泽东“残酷与荒诞”，骂中国知识分子“为虎作伥”、“互相残杀”，并不关我什么事，我完全可以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姑妄听之。但是，钱教授千不该、万不该，在骂他们的同时，有意或无意地把中国的“非知识分子”都骂了，把中国没权的人们都骂了，把整个中华民族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骂了。这样，我无论属于知识分子还是属于非知识分子，无论是拥护毛泽东还是反对毛泽东，只要不改变国籍，只要还是中华民族的人，就逃不过钱教授一骂。我是因为觉得无缘无故地挨了一通骂，感到心中窝火，不愿意默认那样的骂和保持沉默，才激发写作的欲望的。如果挨了骂，还要磕头作揖，恐怕连阿Q也不齿。

    毛泽东是人，死后或许就不受法律保护了。是不是谁愿意骂就骂，愿意怎么骂就怎么骂，事实搞得我很糊涂。这样的事，不知道是不是适用于其他的人。钱教授那么地骂，也许是学者的“学术自由”，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道德和法律好像没有赋予谁可以随便骂人和谁都骂的自由和权利。

    这次读了钱教授的书，就像是吃了兴奋剂，对鲁迅的兴趣也陡然升级，并且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钱教授借鲁迅，阐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是非观念，我也想借钱教授、借钱教授说鲁迅，表达一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是非观念，与钱教授不一样的思想、感情、是非观念。读鲁迅不再仅仅是“消闲”了。

    我很势利，还想世故些，也有几分卑怯。特别是像对钱教授这样的活人、名人，平生还是头一次以这样的方式面对。我也曾经想过，想要说的话是不是等到教授驾鹤西去后再写、再说。毕竟，活人评说死人顾忌要少些。就算是撒着狠地骂，也是听不见、看不到的。又一想，以我现在这病病歪歪的身子骨，怕活不到那时候。毕竟，生死簿上没老少。于是决定现在就写、就说。说出来、写出来，也让人们看看我是个什么东西。

    钱教授写书、出书，大概是想“传播鲁迅思想的遗产”。在出书之际，还说“我已经作好应战的准备”。似是在与什么人“宣战”。如果没有人“挑战”，他大概会很寂寞。

    关于 “学术”界的事，敝人知道得并不多。在那里钱教授或许是一言九鼎，有“一锤定音”的本事。不过，在法治社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不违宪，名人也没有堵凡人的嘴、封别人的笔的权力和权利。再说，近年来，“利用”鲁迅，只听说是毛泽东才做、才能做的事。被认为是很卑劣的事。想不到，这等事，教授也会做。在兴致头儿上，写点歪歪扭扭的文字，陪着玩玩。说不上是“挑战”。像我这样的连高中都没有读完的人，陪教授玩，能玩得好吗？连自己也觉得玩不好。玩不好，瞎玩，反正只是玩玩而已。玩儿过，玩不过，谁也别当真，主要是怕钱教授寂寞。我相信念过博士的教授有君子风度，不会与我这等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一般见识。

    我不过是一个高中文化水平而要退休的人了。以自己的经历和文化，在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的教授面前聊鲁迅，是有点不好意思。自己知道观察分析的能力和写作水平都很有限，写的东西连我自己都不爱看。不过，在浏览鲁迅的书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一段话，眼前一亮，终于鼓足了勇气，还是想说出来、写出来。鲁迅说了：“车夫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准风月谈•前记》）这话真提气，让我陡增了几分胆气。如果退回到鲁迅活着的时候，我恐怕连个车夫都不如。现在早已经没有遗老遗少了，但是，同一个题目，教授与中学生做出来的能够一样么？肯定不一样。如果说我的文章是错的，或者简直是胡说八道，就算为那些研究鲁迅的人们提供一个活靶子，做一个活的反面教员，当一回小丑。若使得他们在研究鲁迅的时候，能够有所长进，也算是值了。像我这把年纪，也只能做做铺路的碎石子，让人们踩着走过去。

    钱教授曾经出版了不少书。他在最近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中说：“书既然出来了，就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再也抹杀不了。于是就会引起人们心灵的震动，也会引起一部分人不舒服，甚至骂娘、跳脚，不管怎么样，一些人心目中的一统天下就这样被打破了。”

    《话说周氏兄弟》一书是1999年出版发行的。该书出版多年，早已成为一种社会存在了。在这期间，它大概只“引起人们心灵的震动”了。拙作如果没有“机缘”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就与街谈巷议没有了区别，聊了了了。如果“机缘”眷顾，有幸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存在”，也就与钱教授的书一样， “再也抹杀不了”了。我不敢奢望能“引起人们心灵的震动”，如果能遇几个“知音”，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出几个“骂娘”的、“跳脚”的，我并不在意。“骂娘”不需要谁教，也不需要文化，只要愿意，谁都会。那除了说明相互之间感情上格格不入，观念上的对立，不说明别的。一触即跳，只能说明触着了他（们）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对于可能出现的他们的骂，我就只当是一种“抬举”。拙作会不会打破“一些人心目中的一统天下”，天知道。不过，如今，在鲁迅研究中，特别是在“鲁迅思想”是“立人”的问题上，已经出现了“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不是趋势。拙作的问世，可能将自己置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倘使那样，反而能衬托的我还像个“英雄”。若世无英雄随使竖子成名，那真是一种悲哀。即令不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学界的悲哀，肯定不是我的悲哀，我还没有傻到自己制造自己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