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离中国人并不太远。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那是很神圣的事。当革命在进行中的时候，在革命成为大势所趋的时候，许多卑鄙的人，佯装革命的人，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以革命而营私的人，常常假借革命而骗人、而整人、而杀人。他们对于革命名誉的败坏和对于革命队伍的涣散、打击，给革命队伍所造成的内伤，要远甚于反革命对于革命的摧残。

    怎样认识革命，钱教授就是与众不同。他说：“每一次‘革命’都要成批成批地杀异己者。这样我们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历史就变成了一部不断地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用革命的名义杀人是非常可怕的。”（《话说周氏兄弟•第七讲说“食人”——“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一》第170页）所云近百年的现代历史，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史，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的历史，就是杀人的历史，就是教人死的历史。相比之下，大清王朝及其以前的历史，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要反对“现代中国”的革命，不仅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包括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有一种方法，不需要看他们的革命谁拥护、谁反对，那已经成为历史，历史上发生的事有多少人见过？也不需要去研究探讨他们的革命理论和性质，那太麻烦，也太需要知识。冲着“革命”淬上几口吐沫，或者喷上半口血，把那“革命”弄花、弄污，让人们看不清它原来的面目就够了。这是一种很简单、便当，也最节约知识成本的方法。把“革命”说成是“食人”、“吃人”用的就是这个法子。

    食人，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中，大都是魔鬼和妖怪。它们食人，是很平常的事。它们以吃人为乐，以吃人为业，以吃人为生，谁都不奇怪。更主要的是，无论是“食人”的它们，还是被“食”或者将要被“食”的人们，都不认为那举动、那行为是“革命”。

    在现实的社会中，如果是人食人，真想象不出明明知道是同胞的肉而大口咀嚼的人那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态，享的是怎样的一种口福。更想象不出，食人成了寻常人的寻常事的时候，社会将是怎样的情形。现代的社会，杀人的犯罪案件，天天发生。依法被执行死刑的人，也时常从各种媒体上看到。人们大都说那是杀人，却不曾听说那是“食人”。唯有食人的人，在现代并不能说没有。有，并不多，可以说极少、极少。能够亲眼所见食人的人，更是微乎其微。这是寻常人的经验。但是，钱教授却认为“中国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食人”是中国国民的一种“国民性”。于是，“食人”就具有了常见性、民族性、全民性。按照这样的理论观察人，谁要是被钱教授划入了“国民”之中，那么，“食人”性就是难以逃掉的。

    在政治家那里，也常常提到人“吃人”的问题。但是，谁都知道，他们并不认为那是什么“国民性”的问题，而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他们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指的是压迫者任意诛杀被压迫者，有冤无处伸；剥削者巧立名目宰割被剥削者，有苦无处诉。目的是唤起被压迫、被剥削的人的觉悟和反抗。他们说的“吃人”与钱教授说的“食人”风马牛不相及。

    在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那里，凡是读过他的小说《狂人日记》的人，谁都知道，他在其中所揭示出的“吃人”，是指“仁义道德”的本质。从《狂人日记》出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百年。说到“吃人”，无论是鲁迅那个时代的文化人，还是现在有些文化的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还是“仁义道德”、精神奴役。

    其实，古之仁义道德，字面上是很冠冕堂皇的。说起来很好听，听起来很动听。软刀子割头不觉死，这大概是一般的人们错把恶人当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人们很难把描绘“仁义道德”的那些词语与青面獠牙的吃人魔鬼联系起来。历代爱咬文嚼字的文人，自然从字面上看不出其中“吃人”的奥妙，还以宣传仁义道德为己任，当成是立人、劝人积德行善的责无旁贷的义举。这正中“吃人”者的下怀。被“吃人”的统治者玩儿于股掌之中，还自鸣得意，充当了“吃人”者的帮手还不自觉，在有意或者无意中，未必没有吃过几片人肉。这是古代文人的悲哀。这类道德，把人禁锢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令其恪守其道，不可越雷池一步。它的“杀人”，是杀人不见血；它的“吃人”，是吃人不吐骨头。“杀人”的，“吃人”的，都心安理得。被吃的，毫不防备，被吃的时候，无可奈何，只能认命。这样的“杀人”、“吃人”比起魔鬼、妖怪的食人，谁更残忍一筹？倒是那些不入流的文人，为人们描写和刻画了一个个伪善人、伪君子的艺术形象。愚民更是直截了当，说他们“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那第一个看穿并说出“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是谁？历史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也没有人把他与反封建联系起来，更没有人以为他是思想家。而道出仁义道德是“吃人”的鲁迅，却因此而名贯中华。这是历史的真实。历史偏爱鲁迅，那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谁能抱怨历史不公！

    “仁义道德”与“革命”是不是都具有“食人”的属性？鲁迅没有说过。他好像也没有说过革命就是“食人”那样的话。不过，鲁迅确是说过“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句话的。从这句话中，谁能读出“革命”就是“食人”，就是“教人死”？为此，我反复读了几遍，还是没有读出。但是，钱教授却独具慧眼，看出了鲁迅这句话“几乎是击中了一切‘革命’的要害”。

    从理论上讲，不能因为鲁迅没有说过，就不能说。毕竟，对鲁迅不能搞“凡是”，不能“唯书”。钱教授接过鲁迅的话茬，借题发挥，从“革命并非教人死”的话语中悟出并确定了存在着一个“革命就是教人死”的命题。之后又把人所共知的、“革命”过程中死了大量的人的事实拿来，作为“教人死”的事实根据。于是，“革命就是教人死”的命题就成了真的。这的确是论证问题的一种逻辑方法。“革命并非教人死”的革命是什么革命？“教人活”的革命是什么革命，钱教授并没有说。在他的意识中有没有那样的革命，恐怕还是个问号。但是，“教人死”的革命却说了，而且不只是一个。其中之一不仅有共产党人的“革命”言论，而且有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及其后果。这是不是钱教授运用“鲁迅思想”观察、解读共产党人，观察、解读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之一例？肯定是的。

    鲁迅在近代的中国，特别是在当时的进步文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为了弘扬鲁迅、传播鲁迅思想，用鲁迅思想观察、解释、解决问题，本来是件好事。学得好，用得活，给人以启迪，为世人树立个好榜样，与国与民，善莫大焉。但是，若陷入了“实用主义”，生吞活剥，或者流于庸俗，或者在宣传、研究“鲁迅思想”的幌子下，“肢解”鲁迅，颠倒鲁迅，歪曲鲁迅，把本来不属于鲁迅的思想强加于鲁迅，势必要把鲁迅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对于鲁迅的伤害之大，要远甚于臭骂他一顿。

    教人死，从道德上说是缺德，从法律上说是犯罪，从政治上说是反人道。谁要是摊上一个这样的名声，即使鲁迅没有说过“革命并非教人死”这话，也足以让他名誉扫地、遗臭万年的。一个“教人死”的人，必是千夫所指的“教唆犯”。一个“教人死”的革命，那还叫革命么！事实上，在中国，恐怕不仅是在中国，从来也不曾有过“教人死”的革命。把革命理解为“教人死”，是不懂得革命的、以革命的姿态出现的文学家对于革命的一种解读和宣传。如果鲁迅连这个都不知道，他那所谓的思想家的盛名，就真的是徒有虚名了。

    毋庸置疑，当年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是杀了不少的人，甚至也杀了不该杀的人。里里外外究竟死了多少人，恐怕数不胜数。这个责任是不是要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承担，人们的认识永远不会一致，不会统一于钱教授。

    怎样看待共产党的革命，不独中国人关心，外国当权的政治家、思想家也非常关注。关注的程度甚至甚于他们的内政。他们的确认为共产党是反人道的，是不尊重人权的。这样的认识，到现在也没有变。还动辄施以“制裁”或者以“制裁”相威胁。他们要制裁一个人，却让那个国家的国民受牵连，真不知道那是什么人道、什么人权。如果按照他们的理论推算，共产党的“革命”既然是反人道、是反人权，那么，说他的“革命”是“教人死”，并不悖逻辑。给共产党的革命泼一点污水，与外国人的思想倒也相一致。可是，钱教授偏偏拿鲁迅说事，要找些鲁迅的言论为自己撑腰，这不像是鲁迅的风格。当露出马脚的时候，丢人现眼的就不是鲁迅了。

    1 革命继承了忠孝

    要反对革命，糟践革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哪怕是捏造事实，栽赃诬陷，都在情理之中。再怎么说，说得怎么狠，无非是表明一种鲜明的态度，一种坚定的立场。但是，有人明明身在其中，却自认为置身事外，是天生的裁判，公正的使者，总要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显示公允的立场和不偏不倚的态度。这样，他们就与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在形象上有了很大的区别。

    钱教授站在历史的高度说：“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将‘忠’、‘孝’等道德原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忠’、‘孝’的至高性面前，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人的生命应该为了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而牺牲。”（《话说周氏兄弟•第七讲说“食人”——“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一》第165页）

    生命是宝贵的，道德原则才应该是微不足道的。看来，外国那个叫做裴多菲的人，就不如钱教授懂得人的生命的宝贵。虽然他也说什么“生命诚可贵”，却又说“爱情价更高”，把爱情放到了生命之上，这本来就与钱教授的观念发生了冲突。而又说什么“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把“自由”当成了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这样的一个外国人，当年“蒙”了多少青年人？

    钱教授又站在现实的角度接着说：“这个传统观念被现代中国所继承了，不过它不再是‘忠’和‘孝’，而是‘革命’。”（《话说周氏兄弟•第七讲说“食人”——“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一》第165页）

    经过历史的与现实的一“结合”，革命与忠孝就站在一起了，就成了平起平坐的同宗兄弟，属性当然也就一致了。

    这样的思想，如果倒退一个世纪，恐怕谁也创造不出来。现在，像“忠”与“孝”这样的“传统观念”，除了虔诚的孔孟之徒，不但受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的批判，而批判它的先行者，却是当年中国的个人主义者、个性主义者。其中不仅有鲁迅，还有胡适等人。因此，儒家的忠孝思想在现在的国民中，特别是在思想界、在文人中，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市场。这个市场行情，是可以利用的。在这样的市场行情下，只要指“革命”为“忠”“孝”就足以混淆是非。只不过，时代不同了，这个“指鹿为马”的历史故技究竟能唬住什么人，能唬住多少人，就不好说了。

    古人大都知道，忠与孝，是属于“仁义道德”的。自从鲁迅发现并运用文学语言揭示出“仁义道德”是“吃人”之后，现在的人们大都知道并认可了要人们恪守“忠”、“孝”，就是要人们恪守“仁义道德”，就是“吃人”。现在，钱教授就像做代数题一样，用“革命”代替了“忠”、“孝”，于是，“革命”自然就具有了“仁义道德”的属性，于是，革命也就是吃人了。这样的代数题，初中的学生都懂。

    如果承认了“革命”在本质上继承了那个“传统观念”，而“革命”又“被现代中国所继承了”，那么，也就是承认了“现代中国”继承了“吃人”的传统。现在的问题是，这“现代中国”是指什么时候的中国？这是判断谁是吃人的人的问题，不能不问。

    从认识的角度说，古代的“中国”即是朕，朕即是“中国”。古代的臣民们对此从没有表示过异议。可是到了现代，自从孙中山先生建立了民国之后，就已经没有“朕”了，从理论上说，国家是人民的。但是，从法律上说，国家是“法人”。人民不能都去做“法人”。法人需要人做代表，也叫法人代表。但是，那个法人代表并不是谁想当就当，也不是人人能当的。那么，到底谁是“现代中国”，进而谁继承了“革命”，进而继承了“吃人”这个传统观念？这涉及“继承权”的问题。

    “现代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据不同书上的说法，开始的时间是不同的。最晚的也把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现代中国”的开始。即使从1919年开始算，其后代表中国的政府几经更迭。是不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和它的领导人都继承了“革命”？钱教授可以认为是，愚以为非也。

    在1919年的时候，是军阀政府代表中国的时候，这事全国人们都知道。正是他们要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签那个卖国的字，能够反映国人意见的人们不干，才爆发了五四运动。其实，人家北洋军阀政府并没有自诩自己继承了什么“革命”，甚至连“革命”这个字眼都不喜欢。是好是坏可以任人评说，他们的可爱之处在于没有把“革命”当招牌。革命，没有被他们继承下来。在当时也没有什么人认为他们继承了革命。至少在鲁迅的言论中，没有把“革命”强加在当时的政府头上。虽然，鲁迅还做着政府的官吏。相反，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反对革命的，是被当做反动军阀而讨伐的。这就是之后有过的、为人们所熟知的“国民革命”。“国军”，就是这个年头产生的。所谓“国军”，是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中，最著名的是“北伐革命”。对于“北伐革命”，连共产党也是承认并参加了的。北伐革命杀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没有见到统计。这个革命，的确是人死了许多。杀人的责任虽然有共产党的份儿，不过，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继北洋政府之后，有资格代表中国的是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他们继承了中国，革了北洋军阀的命。北伐革命，当然也是革命，是革“命”，当然就有杀人、人死。于是，“革命”与“吃人”之间就产生了必然的关系。继“北伐革命”之后的“国民革命”，主要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要革共产党的命。这个时候，共产党也要革国民党反动派的命。都是革命，内容、对象不同。最后，共产党革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命，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出了大陆。从1949年10月1日之后，在中国大陆上，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在代表中国与外国打交道了。特别是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地位之后，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因此肯定，所谓的“现代中国”，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革命”，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所讲的“食人”、“吃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食人”、“吃人”。这个逻辑关系是很清楚的。

    按照钱教授的说法，共产党继承了 “忠孝”伦理“食人”的本性，只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就叫“革命”。于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吃人，吃人——革命，就成了语文课上讲的“同义词”。这样一来，口讲革命的人就是声称“吃人”的人。提倡革命，就是提倡“吃人”。谁要革命，谁就是“吃人犯”：口头革命而还没有实际行动的，就是预备“吃人”，尚构不成“吃人犯”；而有实际行动的，就是构成了事实上的“吃人犯”。如此一算，在现在的中国，凡是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特别是那些老共产党人、老红军、老八路、新四军，恐怕都难逃“食人”、“吃人”的指控。“吃人犯”恐怕要比被吃的人多许多。吃人的人多，被吃的人少，将发生怎样的情景呢？根据生物界的规律，狼多肉少，它们之间会互相掐起来的。生物中的互掐、互咬，不过是为了争一点食物或者地盘，至多还有配偶。并不非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有道是，“狗咬狗一嘴毛”。或许它们就没有掐死对方、吃掉对方的意念。外国人并不把那叫做阶级斗争，也不叫革命。叫什么？有人叫生存斗争。人是生物的，对于这一点，连鲁迅也是承认的。既然人也是生物，也就有个生存的问题。人们在生存问题上的斗争，一点也不比其他的动物界缓和，斗争手段之多、之损、之残酷，又远甚于生物界。按照“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竞争规律，吃人的人们之间一定要打起来。于是，吃人的人中又有被吃的人。这样的理论当然不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是比阶级斗争的理论更普遍的理论，是既适合自然界的生物，也适合社会的人类的理论。

    事实是，在当时，在共产党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很多人并没有接受钱教授那样的理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在内，想参加和实际上参加了革命的并不少，倒认为是很光荣的事。这恐怕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时间能够倒流，钱教授的理论武装了人们的头脑，相信将是另外的情景。

    革命就是“吃人”，这是钱教授的一个惊人的新发现。从他将自己的新发现与鲁迅的发现在一起讲演来推测，在他看来，他这个新发现的意义恐怕不亚于鲁迅发现“仁义道德”就是“吃人”，说不定还自我感觉是一种超越呢。

    2 国民性与食人性

    “国民性”是什么？当年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好像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和确定的回答。由于这个问题也是鲁迅曾经关注过的，自以为继承了“鲁迅思想”的学者、教授们，就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以表明自己对于“鲁迅思想”的发展和完善。这本来也无可非议。但是，在研究“鲁迅思想”的旗号下，故意歪曲、篡改“鲁迅思想”，贩卖自己的私货，则是另外的一回事。而把 “食人性”纳入“国民性”，就是对“鲁迅思想”的难以容忍的歪曲与亵渎。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段话的原因，从此，“仁义道德”就与“吃人”联系在了一起。“吃人”究竟是象征，还是实指？从中学老师那里得到的答案是象征。

    钱教授清楚地知道，鲁迅思想中的所谓“吃人”是什么意思。有他的言论为证。他说：“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面，说在中国的古书里写满了‘吃人’两个字。这里的‘吃人’显然是一种象征。鲁迅还说过‘中国的文明不过是阔人安排享用的人肉的筵席’，这也讲的是比喻意义上的‘吃人’。”（《话说周氏兄弟•第七讲说“食人”》第159~160页）

    钱教授很快就忘记了自己几秒钟之前说过的话。又说：“今天我所要强调的是，鲁迅这里所说的‘吃人’，或者说中国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不仅是象征，而且是实指：中国人真的是在‘吃人’。”（《话说周氏兄弟•第七讲说“食人”》第161页）看来，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人们会真的认为“食人”是实指。人，活在世界上，分工不同。有的人要注定做“示众”的材料，有的人要做某些人口中的食物。特别是那些做盘中餐的人的存在，似乎就是要证明钱教授所揭示的一个真理：“中国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

    查鲁迅先生的言论，确有过类似“中国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那样的话。1918年8月20日他《致许寿裳》的信中说到《狂人日记》的时候曾说：“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

    不知道这是不是钱教授说“中国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的理论根据。

    《通鉴》中，或许有关于中国人“食人”的记载。如果它是中华民族、中国人的一部食人史，用眼睛一看便知“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是根本不需要用大脑“悟”的。而鲁迅是经过“悟”之后，通过《狂人日记》表达了中国人是怎样的一个“尚是食人民族”。这是鲁迅对于思想界的一大贡献。这个贡献不在于他说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而在于他说出了中国人是以“仁义道德”为餐刀而食人的民族。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独有的“食人”方法。外国人或许也“食人”，但是，外国人“食人”大概不用这样的方法。

    “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在《狂人日记》中是象征，还是实指？我记得我的中学老师讲的是象征。讲的是鲁迅通过他的小说所表达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现在的人们究竟是相信过去的中学老师的话，还是相信现在的大学教授的话？

    《狂人日记》通过文学的形式揭示出了“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虽然鲁迅认为“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虽然也说过吃人的也会被吃。鲁迅的确有过一个妹子，而且已经死了。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说的“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是实指。更没有证据证明他认为“食人”是“国民”的本性。他曾经写过许多的人，其中就有没有吃过人的人。如他笔下的祥林嫂，在仁义道德面前并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仍然逃脱不了被“吃”的命运。怎么看待祥林嫂的死？鲁迅并没有把她当做食物让谁吃掉。食人，起码在《祝福》中不是实指。祥林嫂是“仁义道德”的牺牲品。仁义道德对于吃人的人们，不过是块遮羞布。对于被吃的人，不过是副麻醉剂。

    如果离开了“仁义道德”这个传统观念而谈“食人”，那与鲁迅的思想有什么相干？

    人吃人的事，即使是在现在，不仅在中国，连外国算着，敝人丝毫不怀疑曾经有过。以人肉当饭吃的“国民”，我就曾经知道一个。曾经发生过一个“食人”的案件，案犯就是把人杀了，而且不止一两个，红烧后放在冰箱内慢慢食的。但是，没有听说他在杀人、红烧而食之时或者之后，还在满嘴地讲“仁义道德”或者是“革命”。中国的法律中有“杀人罪”而没有“食人罪”。

    个别人在个别情况下的人相食，特别是吃已经死去的人，也不能断定他们就都有“食人”的嗜好。即使有人有“食人”的嗜好和“个性”，也不能以此而推定说“食人”是国民的“共性”。一边“食人”，一边念“仁义道德”经的人，更不好找到实例。

    中华民族乃至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听说现在还有崇尚“食人”的传统与习俗。如果“食人”成了“中国民族”的传统、国民中普遍存在着的“人性”，那么，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分子，就逃脱不了“食人”的特性。外国人是不是“食人”，不知道。这样一来，“食人”成了中国人固有的国粹。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到底持续到什么时候，钱教授没有说。这对于许许多多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中国人是大大的冤枉。要说中国人中信仰“仁义道德”的可能不少，但是，真的食过人的中国人，在一个地方，多少年恐怕也不一定能够找到或者发现一个，甚至像我那么幸运，知道有一个吃人的人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