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是个中文教授，注重“语言”是很自然的。这大概与他学习与教授的专业有关。否则，在《话说周氏兄弟》中就不会对“毛语言”有那么多的常人不太注意的分析，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让我这个仅仅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凡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高谈阔论。但是，钱教授或著书立说或讲演，做的是什么论？从他关于“策论”的那番议论看，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做的也是“策论”。不过，当我看了钱教授的书，看了钱教授那番关于“策论”的议论，琢磨来琢磨去，他那番议论好像就是对着自己发的似的，只是当事者迷而不自觉。正如他极力反对“毛语言”常用“我们如何如何”并不影响他自己也“我们如何如何”一样，他厌恶“策论”，却又不得不做“策论”以对付“毛语言”。根据钱教授所提供的“策论”的特征观察，在他的书中并没有少议论当前政治，也没有少做“翻案”文章，毛泽东这么说，他要那么说。他说“毛的思想”是假“异端”，那么，他这个毛的异端却是货真价实的异端了，“钱的思想”自然就是批判“毛的思想”，解放“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武器了。但是，我还看到，钱教授在书中并不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违反常识的“胡说八道”，还应该再加上个“哗众取宠”。只是，他不知道他是在给谁献策。肯定不是共产党，或许是给“我们中国人”。他用的是什么“语言”？对于我这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人，读名牌大学的名教授的书，是有些费劲。主要是，很难弄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常识性错误随处可见？难道教授是真的不懂得常识吗？不！如果这样看一个教授，显然是对于“教授”这个职称的亵渎。如果要是退回三十，不！或许是四十年，我是绝对不敢怀疑教授会有什么错误。那时，我以为教授是不同凡响的无所不知的人。在由学者教授编写的课本上，没有见过钱教授那样的“语言”错误。或许是这年头的教授非那年头的教授。我也不大爱读课外书，即使偶尔读一点，也是一目十行，过目即忘，不会发现问题，也没有想过书上写的会有错儿。即使是有怀疑，也不会有勇气和胆量写出来，不要说对教授，即使是对老师，也不敢在他们的学问方面说三道四。这或许是有些“奴性”，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奴性”，并不是老师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带出来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是因为无知而自卑。毕竟，那时候很年轻，或者说很年幼，连很多常识都不知道。例如，在语文中的许多语法就说不清楚，连“造句”都吃力。那点知识，怎敢在教授面前卖弄？再说，那个年代，只知道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并不知道“无知者”还能“无畏”。也没有“无知者无畏”那样的观念和心态。

    要说起来，也是时代不同了。我也可以对教授说不了。这是不是摆脱了“奴性”的束缚，我一时还不能确定。我想，我还没有做教授的奴隶的资格。因此，没有机会在钱教授面前显示“奴性”，也就不能以“觉悟”以反“奴性”自居。我对教授说不，是一种什么行为，只能由别人去议论。

    什么是语言？这是个既好回答，又不好回答清楚和准确的问题。

    常言道，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如果这样的看问题，那么，也就是说，语言并不是只有人类才具有。不同的是，教育发展到现在，人类能够把不同种族、民族的语言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科学发展到今天，还不能准确地破译兽语。因而认为禽兽不会说话。人为了表示自己与禽兽的区别，常常把自己的表达语言的方式将做“说”，说出来的叫做“话”，那“话”，就是语言。不会说话，叫“失语”。把禽兽表达语言的方式叫做“吼”、“嚎”或者“叫”。我养狗的经验告诉我，狗是不会乱叫的。它的叫，与人的说一样，是想表达一定的意思的，时间长了，它也能够听“懂”人的“语言”，虽然是简单的。

    语，形声字。从言,吾声。本义是谈论，议论，辩论。
    语，论也。——《说文》
    语，言也。——《广雅》
    话，言也。——《尔雅•释诂》
    言，本义是说，说话。
    言语，说出来的话。或者说出来的词。有的地方，现在还把说话叫“言语”。

    现代汉语认为：

    语言：用以表达情意的声音。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跟思想有密切关系，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

    语言与文字密不可分。

    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如汉字、拉丁字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琅琊山刻石”中才第一次把文字叫做字。对于文章，也有称为文字的。

    人类的语言，大概经历了从单音节到双音节，从单字、单词到词句的过程。也经历了从口头语言到书面语言的过程。书面语言的产生和应用，是很晚的事情。从已经知道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中，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文字产生的历史不过几千年，而人类的历史却在百万年以上。特别是以书面语言为业，为谋生的手段，为崇高的、体面的职业，是更晚的事。从业的人员与数以千万的国人相比，更是少而又少。在中国，虽然出了不少的文人学士，但是，却少有专职的文学家和诗人。即使被现在的人们称为史家的如司马迁等大家，他们首先是官，有的甚至是大官。他们用文字记录人与事，表达情感。

    既然语言是用以表达情意的声音，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那么，从理论上说，凡是能够清楚、明确地表达意思和情意的人，都可以做文章。有人虽不能写，却头脑清楚、思路敏捷，很能说，能够出口成章，他们说出来的话，被记录下来，就是文章。最典型的就是孔夫子。他“述而不作”，那著名的《论语》，就是他说出来的，虽说思想深刻，言简意赅，但是，实在看不出其“语言”有什么特色，有什么文采。大概因为那是说出来的，因此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孔丘笔法”。只见有学子继承与阐释其思想，不见有习其“笔法”者。看来，是不是思想家，与是不是形成了自己的“笔法”与“语言”没有什么关系，思想不能以“语言”分高低。不同的“笔法”和“语言”可以表达相同的思想。相同的“笔法”和“语言”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思想。有的人之所以不能做文章，一方面的原因为文字与语言在形式上相脱离，因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只有通过专门学习才能够掌握。而汉字繁难而不易学，学文化常常与生产劳动相矛盾，这限制了普通人的学习和掌握。作文毕竟不是说话。因此，话，人人会说，却不能说人人会作文，能作文。中国文字悠久而文盲多多。如今，文化普及的程度越来越高，能说而又能写的人也越来越多。

    即使是精通文字的大师，也不是对谁都有情有意。愈是文学修养高的，感情或许就愈热烈，爱憎就愈分明、愈强烈，他们的作品就愈具有感染力，就愈能打动人。由于他们的“情意”不同，或者在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的时候，产生的情意不同，写出来的文字，做出来的文章也就不同，因此，只能与不同的人产生共鸣。不同的人，甚至用不同的形式表达相同或者相似的情意。如有的用诗，有的用散文，有的用小说等。有的直白，有的婉转。有的粗俗，有的文雅。

     就是同是写诗，同是作文，在遵守共同的语法规则，运用相同的概念，写出的诗，做出的文章，常常给人们以不同的感觉。唐代诗人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则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句。因此，大凡文人，若以文为生，以文传人，以文影响人，都想把自己的文章在语言上做的有些特色。

    古人有“文如其人”的说法，形容某人的文章风格与其人的品性、脾气类似，说明其人之文有其个性特征。而有的人，作文是一回事，做人是另外的一回事。说一套，做一套。想一套，写的是另外的一套。或许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一套，不过是只写胡编乱造或者东拼西凑的应景之作。这样的作者，但愿目的或许就一个，用书稿换饭吃，换好饭吃。看他们不同时期的作品，“笔法”与“语言”虽然一而贯之，但是却宛如两人。这样的事，多活几岁的人，恐怕每个人都遇见过。他们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变。钱教授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看一看他1962年1月1日写的《鲁迅与毛泽东》，（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再看一看1997年的《话说周氏兄弟》，毛泽东还是那个毛泽东，钱理群还是那个钱理群，不同的是，毛泽东已经作古，钱理群还活着，并由普通中学老师变成了名牌大学教授。时间跨越了三十余年，钱教授三十年在河东，三十年在河西。如果要是长寿，不知道再过三十年，他是在河东，还是在河西。因此，我不敢以钱教授其文而判断其人。

    但是，一个人，要把文章写出特色来，并不是容易的。能够有自己语言特色的文章，大概都会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些在思想上、艺术上、风格上没有特色的文章，都已经被淹没在了浩瀚的文海之中。胡适先生在《文学改革刍议》中说过“文学皆以有思想而贫贵。”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有思想的文章，是珍贵的，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遗忘。那些承载着珍贵思想的文章，将会伴随着那思想而留传。这种文章，自然成为研究的对象。这种文章，从艺术的角度、“纯学术”的角度看，未必被一些人认为是好“文章”。像鲁迅的文章，有的人就认为不大好。据说，现在的中学生就怕读鲁迅，不知道这是真是假，还是通过这样的舆论影响中学生，为在中学课本中剔除鲁迅的文章制造舆论。

    现在，我把钱教授的文章，当然不是全部，目前只是《话说周氏兄弟》的一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章”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说有什么好，而是因为他思想的价值。这种价值在于他是代表“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社会思潮。对于这种思想，仅仅说不是很不够。不仅要分析其思想，指出其思想上的问题，而且，还要分析其思想存在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我看来，就是他的语言。

    那么，钱教授的“语言”有什么特色呢？回答这个问题，对我很困难，却又不能回避，也不能凭空想象，信口胡说，只能到他的书去寻找。虽然在拙作中已经有所表述，但是，仍然想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探讨，比较集中地简要地说明一下，以在加深对于“钱的思想”的理解的同时，也加深一下对于钱“语言”、“钱的思维方式”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