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以点代面

    不知道是不是也叫攻击一点，或者说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样的方法，我相信不是钱教授的发明，不只钱教授一个人会用、在用。敝人并不否认，有的“点”，可以代表并反映事物的本质，是“死穴”。一“点”，即可致之于死地。但是，若把任何“点”都当成事物的本质，代表了事物全部，当成面，当成“死穴”，则大谬不然。如钱教授关于“红卫兵杀人”、渴望“嗜血”之类的议论，仅仅是其中的一列。

    红卫兵本来是“文化大革命”那个非常时期的大中学校学生群众性组织的总称。他的成员中什么人都可能有。不要说那样的群众性组织，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也并不“纯粹”。红卫兵，说到底，就是青年学生，他们决不会因为胳臂上戴上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而在瞬间成为神或者鬼。像连杀四名同学的马加爵，并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成为“天之骄子”。他的杀人发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谁对他的杀人负责？“改革开放”对他的杀人负什么责任？哪本书中的哪个故事应该对马加爵的杀人负责？钱教授是不是研究过和研究出结果来了？历史反复证明，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同一代人，在任何时代，走的道路不可能是相同的。青年中发生什么事都是可能的。“文化大革命”中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后也是这样。他们中有积极向上，做好事的，而且应该是大多数。当然，也有精神颓废，偏执，爱走极端，甚至做坏事、杀人的。犯罪常常具有时代的特征。这应该是个别人的个人行为。一人做事一人当，谁做的事谁当。该担当什么责任就担当什么责任。这本来是常识。因为某中学的一个老师被“红卫兵”打死，于是就把“杀人”、“嗜血”等残忍、恐怖的字眼加在红卫兵的头上，让其他中学的其他红卫兵都跟着陪绑受过，这是什么“思维方式”？由于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自然也逃脱不了干系。又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而毛泽东又讲过“农夫与蛇”的故事，“红卫兵杀人”、“嗜血”又是因为听了“农夫与蛇”的故事所致。于是，毛泽东对于红卫兵的“杀人”、“嗜血”就是最后的责任承担者。好像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连他们中有的人的杀人也支持。相比之下，“四人帮”就算不了什么了。这或许就是不同于“毛的思维方式”的“钱的思维方式”。这种由个别（红卫兵）到一般（红卫兵），再由一般（红卫兵）到个别——红卫兵的支持者的方法，看上去，倒也有几分哲理。钱教授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为虎作伥”的结论的分析，大概也是“钱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貌似比毛泽东的严谨、尖锐、深刻。要是按照这种“钱的思维方式”观察分析问题，那么，他所谓的“不但鲁迅、周作人当年所批判的‘国民性弱点’今天还在继续与发展，而且这几十年还培养出了鲁迅、周作人时代还不曾有过的新国民性弱点”的责任真不知道该加在谁的头上了。他的学生是不是接受了“钱的思维方式”，无从判断，我是不想按照钱教授的思维方式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

    8 自相矛盾，不知所云

    自相矛盾，是个很古老的故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大概是在小学的课堂上。听这样的故事，即使是孩子，也觉得可笑。长大后知道，在辩论问题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就很容易造成被动。这样的道理恐怕少有不知道的。如果我说钱教授不懂得这样的道理，那一定是小瞧教授的学问，谁都不会信。但是，当看了钱教授的书之后，虽然很是疑惑，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

    提出问题，就要解答问题。解答不了，就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不算丢人。如果自己本来就没有弄清楚，却偏偏以为自己很清楚，并拿出来教导学生，就成了问题。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我也不排除自己智商低，理解不了钱教授的思想。总之，一些问题，我就没有看出钱教授到底想告诉他的学生什么。如关于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的原因，我看了就觉得很矛盾。一会儿说是因为他是“职业作家”，或者说是因为他有饭吃。一会儿又把“吃饭”的事儿忘了，说“人必须有一个信仰，一个内在的精神支撑，才能不成为奴隶”，还说“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是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鲁迅才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说了许多，与没有说一样。硬骨头精神到底是个什么问题，是一种什么精神？他到底想告诉他的学生什么？他的学生们可能听得懂，听懂了。钱教授所说的原因，并不深奥，那样的原因恐怕并不只钱教授“懂”。按说，那些原因周作人先生早在钱教授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就懂了，就已经成了“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和反对“专制的狂信”的先驱了，而且还“是毛泽东崇拜的偶像”。按说他具备了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的“根本”条件。但是，起码在知识界，还没有听谁说过周作人先生是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的榜样，在反对“专制的狂信”方面有什么壮举。人们看到的却是，他在反对“专制的狂信”的过程中，骨头非但没有硬起来，反而在大日本“皇军”面前屈服了。他的表现甚至还不如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庸众”。要用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理论解释社会现象，教导他的学生如何才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难，实在是难！

    9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或许是由于“九评”的传播，导致了那个时代听过或者读过“九评”的人，几乎都难以忘却的一句话。现在才知道，那是中国宋代的一个“典故”。只因为一个叫田登的州官的名字中有一个“登”字，为了“为尊者讳”，别人就不得说“登”字。于是，老百姓只能把“点灯”改为“放火”。这本来是指一种霸道行为。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论战中，指责霸权主义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从“语文”上说，如果违背了事实，就属于用词不当。如果反映的是事实，那么，就无可非议，就不是只“包含了若干合理的因素”的问题。千百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个典故写文章。不知道他们用的时候包含着多少“合理的因素”。也没有听说谁因此而被打上个人的印记。怎么毛泽东等一用，就成了“毛语言”？难道赫鲁晓夫做的，毛泽东还说不得？他们骂在“改革派”赫鲁晓夫的身上，为什么却疼在了钱教授的心上？莫非真是惺惺惜惺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回味钱教授的书，才悟出了点儿其中的门道。原来钱教授就很有田登的遗风，对毛泽东、共产党也在耍这一套。

    君不见，明明自己亲口把中国知识分子打成“伥”，地位在兽之下，已经不是人了，又口口声声说“要批判奴性，首先要批判知识分子的奴性”。还认为“鲁迅把批判重点放在知识分子身上正体现出鲁迅看到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是最应该“改造”的么！怎么毛泽东提出要改造知识分子的时候，就招致钱教授那么激烈的抨击呢？自己骂中国知识分子是“伥”可以，自己批判知识分子可以，毛泽东提“改造”就不行。那么，钱教授把中国知识分子骂到那个份儿上，批判起来是那么的慷慨激昂，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让他们“改”好吗？不同的是，钱教授要按照自己的思想批判和“改造”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共产党是想按照自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改造”知识分子。钱教授要把中国知识分子从“伥”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是想让他们成为虎，还是想让他们成为人？大概是人吧。是被老虎吃的人吗？恐怕也不是。毛泽东、共产党的主张很清楚，是想让他们不要鄙视奴隶，要拉近他们与奴隶——人民的距离，为奴隶——人民——服务。让那些“劳心者”不要“治”那些“劳力者”，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要他们成为劳力者的“公仆”。用钱教授的话说，也许应该是让中国知识分子成为“奴隶的奴隶”。不愿意做“公仆”，又不愿意做奴隶的知识分子，如钱教授者，能够做什么呢？猜不透。如果这个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在“纯粹”的问题上，就简单得多了。鲁迅认为，一支队伍可以成为“纯粹”的队伍，对此，钱教授不予置评也就罢了。而毛泽东说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纯粹的人”的时候，就要遭到钱教授的批判。如果钱教授还记得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思想的遗产”是什么，那么，说他只许鲁迅“放火”，不许毛泽东“点灯”还是恰当的。笔者如此分析钱的“语言”，是不是有“若干合理的因素”呢？

    10 骂人不带脏字

    “大老粗”骂人，满口脏话。被认为是粗俗、野蛮、不文明。骂人不带脏字，这是一种功夫。这种功夫，要是没有一定的学问是不好做到的。但是，钱教授做到了。

    鲁迅的骂人，虽然名贯华夏，但是，仍然不免带脏字，如他常常骂那些正人君子为狗、叭儿狗，因而常常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是，在钱教授的书中，要找到这样的例子并不容易，我就没有找到。但是，钱教授是决不会废弃骂人那种表达立场、是非、感情或者思想的方式的。这样的事例，并不难找。如，钱教授在讲“毛语言”的时候，就先讲了一通“策论”的特点，什么“沽名钓誉”啦，“颠倒黑白”啦等。这还算不上难听。又说“既荒谬，胡说八道，又有一股流氓气”。然后，把“毛语言”定位在“策论”上。如此一来，“毛语言”便成为“流氓”语言了。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就是流氓了。看，骂得多么有水平！这样的骂法，即使是与毛泽东有深仇大恨的土地主也骂不出。如果说这仅仅是骂毛泽东，那么，他的一句“要把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这与人们的本性是相违背的”这样的话，就把非知识分子都骂成畜生、野兽了。一句“没权就是奴才”，就把没权的广大老百姓骂做奴才了。不能不承认他骂得高，实在是高！

    我对于语言并没有研究。对于钱“语言”也没有研究。以上所罗列只是一部分，是不是算“语言”问题？我没有把握。即使是算，也只能是其中的点滴。我是按照钱教授分析“毛语言”的路数办的。其实它叫什么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都是我从钱教授的“语言”中感悟出来的。我也相信，其中的许多问题并不为钱教授所独专。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它归结为“钱的语言”也不合适。不过，我毕竟还不是捕风捉影的捏造。在钱教授的其他大作里有没有那样的语言，我不知道。倘使在未来的巨著中不出现那样的“语言”，我也就不枉费此心了。